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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黑原理(心里与力学)_厚黑学

时间:2020-08-29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

厚黑原理(心里与力学)_厚黑学

第二部 厚黑原理(心里与力学)

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,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,觉得人心之变化,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。从古人事迹上、今日政治上,日用琐事上、自己心坎上,理化数学上、中国古书上,西洋学说上、四面八方,印证起来,处处可通,乃创一臆说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

自 序 一

民国元年,我在成都《公论日报》上发表一文,题曰《厚黑学》,谓:古今成功之英雄,无一非面厚心黑者。这本是一种游戏文字,不料自此以后,“厚黑学”三字,遂传播四川,成一普通名词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,心想:此等说法,能受一般人欢迎,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,继续研究下去,始知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,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,然私心终有所疑。遍寻中外心理学书读之,均不足解我之疑,乃将古今人说法尽行扫去,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,觉得人心之变化,处处是跟着力学规律走的。从古人事迹上、今日政治上,日用琐事上、自己心坎上,理化数学上、中国古书上,西洋学说上、四面八方,印证起来,处处可通,乃创一臆说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民国九年,写一文曰《心理与力学》,藏之箧中,未敢发表,十六年方刊入拙著《宗吾臆谈》内。兹特重加整理,扩大为一单行本。

我这《心理与力学》一书,开始于民国九年,今为民国二十七年,历时十八年,而此书渊源于厚黑学。我研究厚黑学,始于清朝末年,可说此书之成,经过三十年之久。记得唐朝贾岛作了两句诗:“独行潭底影,数息树边身。”自己批道: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”我今日发表此书,真有他那种感想。

我的思想,好比一株树。厚黑学是思想之出发点,等于树根;因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,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,等于树身;其他所写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、《考试制之商榷》、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,与夫最近所写的《制宪与抗日》等书,都是以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这条臆说为根据,等于树上生出的枝叶花果。故我所写的文,虽种种不同,实是一贯。

去岁遇川大教授福建江超西先生,是专门研究物理的,并且喜欢研究易学,是博通中外的学者。我把稿子全部拿与他看,把所有疑点提出请教。承蒙一一指示,认为我这种说法讲得通,并赐序一篇,我是非常感激。然而我终不敢自信,请阅者不客气地赐教。

我研究这个问题,已经闹得目迷五色,文中种种说法,对与不对,自己无从知道。我重在解释心中疑团:阅者指驳越严,我越是感激,绝不敢答辩一字。诸君赐教的文字,可在任何报章杂志上发表,发表后,请惠赠一份,交成都《华西日报》转交,以便改正。

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,富顺李宗吾,于成都

自 序 二

我发表此书后,得着不少的批评,使我获益匪浅,至为感谢。除全部赞成和全部否认者外,其有认为大致不差,某某点尚应该改者,我已遵照修改。有些地方,虽经指示,而我认为尚应商酌者,则暂仍其旧,请阅者再加指正。所有赐教文字,请交重庆《国民公报》转交,以便再加修改。

读者常驳我道:“人之心理,变化不测,哪里会有规律?”我说:物理也是变化不测,何以又有规律?今之科学家,研究物理,可谓极精了。我们试取一瓷杯,置之地上,手执一铁锤,请问:此锤击下去,此杯当成若干块?每块形状如何?恐怕聚世界科学家研究之,无一人能预知,所可知者,铁锤击下,此杯必破裂而已。何也?杯子内部分子之构造,无从推测也,我们不能因此就说,物理变化,无有规律。人藏其心,不可测度,与瓷杯之分子相同,所以心理变化,如珠走盘,横斜曲直,不可得知,所可知者,必不出此盘而已。人持弓箭,朝东射,朝西射,我们不能预知,但一射出来,其箭必依抛物线进行,这即是力之规律。我所谓心理变化有规律可循者,亦就是也。

我说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,原是一种臆说,不能说是公例。公例者,无一例外之谓也。当初牛顿发明万有引力,定出三例,许多人都不承认,后来逐渐证明,逐渐承认,最后宇宙各种现象,俱合牛顿规律,惟天王星不合,有此例外,仍不能成为公例。直到一八四六年,有某天文家,将天王星合牛顿规律这部分提出,将其不合规律之部分加以研究,断定天王星之外,另有一行星,其形状如何,位置如何,加入此星之引力,天王星即合规律了。此说一发表出来,众天文家,依其说以搜求之,立把海王星寻出,果然丝毫不差错,牛顿之说,乃成为公例。心理之变化,较物理更复杂,更奇妙。我之说法,不为一般人所承认者,因为例外之事太多也。我不认为我之臆说有错,而认为人心中之海王星太多。我们亦能只握着大原则,以搜求各人心中之海王星耳。

有人说:你想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,从前许多人都做过这种工作,无奈这条路走不通。我说:苏伊士运河,从前许多人都说凿不通,卒之凿通。巴拿马运河,许多人都说凿不通,卒之也凿通。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,物理上之规律,必可适用于人事,不过我个人学识不够,不能把它沟通为一罢了。学术者,世界公物,当合全世界研究之,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也。尚望读者诸君共同研究,如我这种方式走不通,希望读者另用他种方式把它弄通。我研究这个问题,如堕五里雾中,诸君其亦怜我之愚,而有以教之乎!

物理纷繁极矣,牛顿寻出规律,纷繁之物理,厘然就诸,而科学因之大进步。世界纷乱极矣,我们在人事上如能寻出规律,则世界学说,可归一致,人世之纠纷,可以免除,而文明自必大进步。此著者所为希望诸君共同研究者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八日,李宗吾,于陪都

一、性灵与磁电

科学上许多定理,最初都是一种假设,根据这种假设,从各方试验,都是合的,这假设就成为定理了。即如地球这个东西,自开辟以来就有的,经过了若干万万年,人民生息其上,视为固然, 于地球之构成,不求甚解,距今二三百年前,出了一个牛顿,发明万有引力,说:“地心有引力,把泥土沙石吸成一团,成为一个地球。”究竟地心有无引力,无人看见,牛顿这个说法,本是假定的。不过根据他的说法,任如何试验,俱是合的,于是他的假说,就成了定理。从此一般人都知道:凡是有形有体之物,都要受引力的吸引。到爱因斯坦出来,发明相对论,把牛顿之说扩大之,说:“太空中的星球发出的光线,经过其他星球,也要受其吸引,由于天空中众星球互相吸引之故,于是以直线进行之光线,就变成弯弯曲曲的形状。”这也是一种假说,然经过实地测验,证明不错,也成了定理。从此一般人又知道:有形无体之光线,也要受引力之吸引。我们研究心理学,何妨把爱因斯坦之说再扩大之,说:“我们的心中,也有一种引力,能把耳闻目睹,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,心之构成,与地球之构成相似。”我们这样的设想,则牛顿三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就可适用到心理学方面,而人事上一切变化,就可本力学规律去考察它了。

通常所称的心,是由于一种力,经过五官出去,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,集合而成的,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,我注目视之,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去,与那个物连接。我将目一闭,能够回忆那物的形状,即是此力把那物拖进来绾住了。由于这种方式,把耳闻目睹,与夫身所经历的事项,一一拖进来,集合为一团,就成为一个心,所以心之构成,与地球之构成,完全相似。

一般人都说:自己有一个心。佛氏出来,力辟此说,说:人莫得心,通常所谓心,是假的,乃是六尘的影子。《圆觉经》曰:“一切众生,无始以来,种种颠倒,妄认四大,为自身相,六尘缘影,为自心相。”我们试思:假使心中莫得引力,则六尘影子之经过,亦如雁过长空,影落湖心一般,雁一去,影即不留了。而我们见雁之过,能记忆雁之影相者,即是心中有一种引力,能把雁影绾住的缘故。

佛家说:“六尘影子,落在八识田中,成为种子,永不能去。”这正如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,成为种子一般。我们知:谷子豆子,落在田土中,是由于地心有引力,即知六尘影子落在八识田中,是由于人心有引力。因为有引力绾住,所以谷子豆子落在田土中,永不能去,六尘影子,落在八识田中,也永不能去。

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,一一考察其来源,即知无一不从外面进来,其经过路线,不外眼耳鼻舌身,虽说人能发明新理,然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,犹之修房子者,必须购买外面的砖瓦木料,才能建筑新房子一样。我们如把心中各种知识的来源,一一清出来,从目进来者,仍令从目退出去,从耳进来者,仍令从耳退出去,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,此心即空无所有了。人的心,果然能够空无所有,对于外物无贪恋,无嗔恨,有如湖心雁影,过而不留,这即是佛家所说,还我本来面目。

地球之构成,源于引力,意识之构成,源于种子。试由引力再进一步,推究到天地未有以前,由种子再进一步,推究到父母未生以前,则只有所谓寂兮寥兮的状况,而二者就会归于一了。由寂兮寥兮生出引力,而后有地球,而后有物。由寂兮寥兮生出种子,而后有意识,而后有人。我们这样的研究,觉得心之构成,与地球之构成相似,而物理学的规律,就可适用于人事了。

我们把物体加以分析,就得原子,把原子加以分析,就得电子。电子是一种力,这是科学家业已证明了的。人是物中之一,我们的身体,是电子集合而成,身与心本是一物,所以我们的心理,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,不能逃力学的规律。

心的现象,与磁电的现象,是很相似的。人有七情,大别之,只有好恶二种,心所好的东西,就引之使近,心所恶的东西,就推之使远,这种现象,岂不与磁电相似吗?

人的心,分知、情、意三者,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,其元素只有知、情二者。磁电同性相推,异性相引,其相推相引,有似吾人之情,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,更是显然有知,足见磁电这个东西,具有知、情,与人之心理相同。

阳电所需要的是阴电,忽然来了一个阳电,要分它的阴电,它当然要把它推开,阴电所需要的是阳电,忽然来了一个阴电,要分它的阳电,它当然也要把它推开。这就像小孩食乳食糕饼的时候,见哥哥来了,用手推他打他一般,所以成了同性相推的现象。至于磁电异性相引,犹如人类男女相爱,更是不待说的。由此知磁电现象,与心理现象,完全相同。

佛说:“真佛法身,映物现形。”宛然磁电感应现象。又说:“性灵本融周遍法界。”宛然磁电中和现象。又说:“不生不灭,不增不减。”简直物理学家所说:“能力不灭。”因此之故,我们用力学规律去考察人性,想来不会错。

物质不灭,能力不灭,是科学上之定律。吾身之物质,是从地球之物质转变而来,身死埋之地中,物质退还地球。物质不灭之说,算是讲得通,独是吾人之性灵,是一种能力,请问此种能力,生从何处来?死往何处去?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,可以创一臆说,曰:“人之性灵从地球之磁电转变而来。”吾人一死,身体化为地球之泥土,同时性灵化为地球之磁电,如此则性灵生有自来,死有所去,能力不灭之说,就讲得通了。世言成仙成佛者,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,能将磁电凝聚不散耳。俗云“冤魂不散”当是一种嗔恨心,将磁电凝住,迨至冤仇已报,嗔恨心消失,磁电无从凝聚其魂即归消灭。

有了“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”这条臆说,则灵魂存灭问题,就可以得复了。吾人一死,身上的物质,退还地球,性灵化为磁电,则灵魂即算消灭。然而吾身虽死,物质尚存,磁电尚存,亦可谓之灵魂尚存。此庄子所说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也。

禅家最重“了了常知”四字,吾人静中,此心明明白白,迨至事务乘,此明明白白之心,消归乌有。学力深者,事务纷乘,此心所明明白白,是谓“动静如一”。然而白昼虽明明白白,晚间梦寐中,则复昏迷。学力更深者,梦寐中亦明明白白,是谓“寤寐如一”。学力极深者,死了亦明明白白,是谓“死生如一”。到了死后明明白白,则谓之灵魂永存可也。

楞严经》曰:“如来从胸卐字,涌出宝光,其光昱昱,有千百色,十方微尘,普佛世界,一时周遍。”此宝光,盖即电光也。阿难白佛言:“我见如来,三十二相,胜妙殊绝,形体映彻,犹如琉璃。尝自思维,此相非是欲爱所生,何以故?欲气粗浊,腥臊交遘,脓血杂乱,不能发生胜净妙明,紫金光聚。”释迦修养功深,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凝聚体,故能发出宝光,遍达十方世界。佛氏有天眼通、天耳通之说,今者无线电发明,已可证明其非诬。释迦本身即是一无线电台,将来电学进步,必能证明释迦所说一一不虚,而“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”之臆说,或亦可证明其不虚。

老子言道,屡以水为喻,佛氏说法,亦常以水为喻,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,所谓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,无古今、无边际、无内外,种种现象,空气是具备了的。倘进一步,以中和磁电为喻,尤为确切。若更进一步,假定“人之性灵,由磁电转变而来”,用以读佛老之书,觉得处处迎刃而解。

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,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,实则人与物,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,身体之元素,无一非地球之物质。自地球视之,人与物并无区别,仿佛父母生二子,长子曰人,次子曰物,不过长子聪明,次子患瘫病而又哑聋罢了。我们试验理化,温度变更,或掺入一种物品,形状和性质都要改变。吾人遇天气大变,心中就烦躁,这是温度的关系;饮了酒,性情也会改变,这是掺入一种药品,起了化学作用。从此等处考察,人与物有何区别?

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,都是电子构成的,吾人有灵魂,地球亦有灵魂,磁电者地球之灵魂也,通常所说地心吸力者,即是磁电吸力之表现。地球的物质化为植物,同时地球的磁电,即变为植物的生机。吾人食植物,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,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。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,变而为毛发骨肉,愈变愈高等。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,变而为吾人的性灵,也是愈变愈高等。虽经屡变,而本来之性质仍在,故吾身之元素,与地球之元素相同,心理之感应,与磁场之感应相同,所以本书第二部分甲乙丙图,其现象与磁场相同,与地心吸力相同。然既经屡变,吾身之毛发骨肉,与地球之泥土沙石不同,吾人之性灵,也与地球之磁电不同,何也?在地球为死物,在吾身则为活物也。所以用力学规律以考察人事,我们当活用之,而不能死用之。

老子曰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,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”老子所谓道,即释氏所谓真如也。释氏谓:山河大地,日月星辰,内身外器,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,变现出来的。其说与老子正同。真如者,空无所有也(实则非空非不空)。忽焉真如不守自性,而变现为中和磁电,由是而变现为气体,回旋太空中,几经转变,而地球生焉。由是而生植物,生动物,生人类。佛氏所谓阿赖耶识的状态,与中和磁电的状态绝肖。二者都是冲漠无朕,万象森然,也即是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。我们可以说:真如变现出来,在物为中和磁电,在人为阿赖耶识,犹之同一物质,在地球为泥土沙石,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也。今人每谓人之性灵,与磁电迥不相同,犹之无科学知识之人,见毛发骨肉,即认泥土沙石,迥不相同也。中和磁电,足真如最初变现出来之物,真如不可得见,我们读佛老之书,姑以中和磁电作为道与真如形态,觉得处处可通。

老子著书,开端即曰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释迦说法四十九年,结果自认未说一字,归之于不可道,不可说而已。苏子由曰:“夫道不可言,可言皆其似者也,达者因似以识真,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。”道与真如,不可思议者也,阿赖耶识,与中和磁电,可思议者也,借可思议者,以说明不可思议者,此所谓言其似也。

老子曰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我们可解之曰:道者空无所有也,一者中和磁电也,中和磁电发动出来,则有相推相引两作用,所谓二也。由这两种作用,生出第三种作用,由是而辗转相生,千千万万之事物出焉。老子曰:“抱一以为天下式。”又曰:“天下有始,以为天下母,既得其母,以知其子,既知其子,复守其母。”一也,母也,都是指中和磁电,在人则为阿赖耶识。故曰:“恍兮惚兮,窈兮冥兮。”又曰:“渊兮似万物之宗。”老子专守阿赖耶识,故著出之书,可以贯通周秦诸子,可以贯通赵宋诸儒,可以贯通《易经》,贯通佛学,又为后世神仙方士所依托,据严又陵批,又可以贯通西洋学说(其说俱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)。《道德经》一书之无所不包者,正因阿赖耶识之无所不有也。佛氏则打破此说,而为大圆镜智,以“空无所有”为立足点。此由于佛氏立教,重在出世,而以“空无所有”为立足点。老子立教,重在将入世出世打成一片,故以阿赖耶识为立足点。由阿赖耶识而向内追寻,则可到大圆镜智,而空诸所有。由阿赖耶识而向外工作,则可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此二氏立足点,所由不同也。

我们假定“人之性灵,由磁电转变而来”,则佛告波斯匿王及阿难诸语,与夫宋儒所谓“如鱼在水,外面水便是肚里水,鳜鱼肚里水,与鲤鱼肚里水,只是一样”,明儒所谓“盖天地皆心也”等说法,都可不烦言而解。《中庸》曰:“喜怒哀乐皆不发,谓之中。”六祖曰:“不思善,不思恶,正与么时,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”广成子曰:“至道之精,窈窈冥冥,至道之极,昏昏默默。”庄子曰:“心不忧乐,德之至也,一而不变,静之至也。”都是阿赖耶识现象,也即是磁电中和现象,中和磁电,发动出来,呈相推相引之作用,而纷纷纭纭之事物起矣。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世事变,当首造一臆说曰:“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。”研究磁电,离不得力学,我们再造一臆说曰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有这两个臆说,纷纷纭纭之事物就有轨道可循,而世界分歧之学说,可汇归为一,中、西、印三方学说,也可汇归为一。

佛氏谓:山河大地及人世一切事物,皆是幻相,牛顿造出三例,所以研究物理之幻相也;我们造出两个臆说,所以研究人事之幻相也。本章所说种种,乃是说明造此臆说之理由。第二章以下,即依据这两个臆说,说明人世事变,不复涉及本体。佛言本体,我们言现象,鸿沟为界。著者对于佛学及科学,根本是外行。所有种种说法,都是想当然耳,心中有了此种想法,即把它写出,自知纯出臆断,以佛学科学律之,当然诸多不合,我不过姑妄言之,读者亦姑妄听之可耳。

二、孟荀言性争点

孟子之性善说,荀子之性恶说,是我国学术史上未曾解除之悬案,两说对峙了两千多年,抗不相下。孟子说:人性皆善,主张仁义化民;宋儒承袭其说,开出理学一派,创出不少迂腐的议论。荀子生在孟子之后,反对其说,谓人之性恶,主张以礼制裁之;他的学生韩非,以为礼之制裁力弱,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强,遂变而为刑名之学,其弊流于刻薄寡恩。于是儒法两家,互相诋斥,学说上、政治上生出许多冲突。究竟孟荀两说,孰得孰失?我们非把它彻底研究清楚不可。

孟子谓:“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也,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。”这个说法,是有破绽的。我们任喊一个当母亲的,把她亲生孩子抱出来,当众试验,母亲抱着他吃饭,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,如不提防,就会落地打烂。请问这种现象,是否爱亲?又母亲手中拿一糕饼,他见了,就伸手来拖,如不给他,放在自己口中,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,放在他的口中。又请问这种现象,是否爱亲?小孩在母亲怀中,食乳食糕饼,哥哥走近前,他就用手推他打他。请问这种现象,是否敬兄?五洲万国的小孩,无一不如此。事实上,既有了这种现象,孟子的性善说,岂非显有破绽?所有基于性善说发出的议论,订出的法令制度,就不少流弊。

然则孟子所说“孩提爱亲,少长敬兄”,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?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,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。盖人之天性,以我为本位,我与母亲相对,小儿只知有我,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,放在自己口中。母亲是乳哺我的人,哥哥是分乳吃、分糕饼吃的人,母亲与哥哥相对,小儿就很爱母亲,把哥哥打开推开。长大了点,出而在外,与邻人相遇,哥哥与邻人相对,小儿就很爱哥哥。走到异乡,邻人与异乡人相对,则爱邻人。走到外省,本省人与外省人相对,就爱本省人。走到外国,本国人与外国人相对,就爱本国人。我们细加研究,即知孟子所说爱亲敬兄,都是从为我之心流露出来的。

试绘之为图。如甲:第一圈是我,第二圈是亲,第三圈是兄,第四圈是邻人,第五圈是本省人,第六圈是本国人,第七圈是外国人。细玩此圈,即可寻出一定的规律:“距我越近,爱情越笃,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。”其旋律与地心吸力相似,并且这种现象,很像磁场现象。由此知:人之性灵,与磁电相同,与地心吸力相同,故牛顿所创的公例,可适用于心理学。

下面所绘甲图,是否正确,我们还须再加考验:假如暮春三月,我们二三友人出外游玩,见着山明水秀,心中非常愉快,走到山水粗恶的地方,心中就不免烦闷,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山水是物,我也是物,物我本是一体,所以物类好,心中就愉快,物类不好,心中就不愉快。我们又走至一个地方,见地上许多碎石,碎石之上,落花飘零,我心对于落花,不胜悲感,对于碎石,则不甚注意,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石是无生之物,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,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、落花赋,而不作碎石歌、碎石行。古今诗词中,吟咏落花,推为绝唱者,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描写的。假如落花之上,卧一将毙之犬,哀鸣宛转,入耳惊心,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,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花是植物,犬与我同是动物,故不知不觉,对于犬特表同情。又假如归途中见一狰狞恶犬拦着一人狂噬,那人持杖乱击,当此人犬相争之际,我们只有帮人之忙,断不会帮犬之忙,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犬是兽类,我与那人同是人类,故不知不觉,对于人更表同情。我同友人分手归家,刚一进门,便有人跑来报道,先前那个友人,走在街上,同一个人打架,正在难解难分。我闻之立即奔往营救,本来是与人打架,因为友谊的关系,故我只能营救友人,不能营救那人。我把友人带至我的书房,询他打架的原因,我倾耳细听,忽然屋子倒下来,我几步跳出门外,回头转来喊友人道:你还不跑呀?请问一见房子倒下,为什么不先喊友人跑,必待自己跑出门了,才回头来喊呢?这就是人之天性,以我为本位的证明。

我们把上述事实绘图如乙。第一圈是我,第二圈是友,第三圈是他人,第四圈是犬,第五圈是花,第六圈是石,其规律是“距我越远,爱情越减,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”。与甲图是一样的。乙图所设的境界,与甲图全不相同,而得出的结果,完全一样,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。兹再总括言之:凡有二物,同时呈于吾前,我心不假安排,自然会以我为本位,视距我之远近,定爱情之厚薄,与地心吸力、电磁吸力无有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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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图 孟子的性善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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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图 荀子的性恶图

力有离心同心二种,甲图层层向外发展,是离心力现象;乙图层层向内收缩,是向心力现象。孟子站在甲圈里面,向外看去,见得凡人的天性,都是孩提爱亲,稍长爱兄,再进则爱邻人,爱本省人,爱本国人,层层放大;如果再放大,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,因断定人之性善。故曰: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”又曰:“举斯心,加诸彼。”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性善扩而充之,孟子喜言诗,诗是宣导人的意志的,凡人只要习于诗,自然把这种善性发挥出来,这即是孟子立说之本旨。所以甲图可看为孟子之性善图。

荀子站在乙图外面,向内看去,见得凡人的天性,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,看见犬就忘了花,看见人就忘了犬,看见朋友,就忘了他人,层层缩小,及至房子倒下来,赤裸裸的只有一个我,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,因断定人之性恶。故曰: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、嗜欲得而信衰于友,爵禄盈而忠衰于君。”又曰:“拘木待img4括蒸矫然后直,钝金待砻厉然后利。”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。荀子喜言礼,礼是范围人的行为的,凡人只要习于礼,这种恶性自然不会发现出来。这就是荀子立说之本旨。故乙图可看为荀子之性恶图。

甲乙二图,本是一样,自孟子荀子眼中看来,就成了性善性恶,极端相反的两种说法,岂非很奇的事吗?并且有时候,同是一事,孟子看来是善,荀子看来是恶,那就更奇了。例如我听见我的朋友问一个人打架,我总愿我的朋友打胜,请问这种心理是善是恶?

假如我们去问孟子,孟子一定说道:这明明是性善之表现,何以言之呢?友人与他人打架,与你毫无关系,而你之愿其持打胜者,此乃爱友之心,不知不觉,从天性中自然流出,古圣贤明胞物与,无非基于一念之爱而已。所以你这种爱友之心,务须把它扩充起来。

假如我们去问荀子,荀子一定说道:这明明是性恶之表现,何以言之呢?你的朋友是人,他人也是人,你不救他人而救友人,此乃自私之心,不知不觉,从天性中自然流出。威廉二世,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,德意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,无非起于一念之私而已。所以你这种自私之心,务须把它抑制下去。

上面所举,同是一事,而有极端相反之两种说法,两种说法,都是颠扑不灭,这是什么道理呢?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,只须绘图一看,就自然明白了。如图:第一圈是我,第二圈是友,第三圈是他人,请问友字这个圈,是大是小?孟子在里面画一个我字之小圈,与之比较,就说它是大圈。荀子在外面画一个人字之大圈,与之比较,就说它是小圈。若问二人的理由,孟子说:友字这个圈,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,怎么不是大圈?顺着这种趋势,必会越张越大,所以应该扩充之,使它再画大点。荀子说道:友字这个圈,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,怎么不是小圈?顺着这种趋势,必定越收越小,所以应该制止之,不使之再画小,孟荀之争,如是如是。

营救友人一事,孟子提个我字,与友字相对,说是性善之表现;荀子提个人字,与友字相对,说是性恶之表现。我们绘图观之,友字这个圈,只能说它是个圈,不能说它是大圈,也不能说它是小圈。所以营救友人一事,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,不能说它是善,也不能说它是恶。孟言性善,荀言性恶,乃是一种诡辩,二人生当战国,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, 我辈不可不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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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孟争论图

荀子而后,主张性恶者很少。孟子的性善说,在我国很占势力,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。他说: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这个说法,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。但我们要请问:这章书,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,何以下文只说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”,“恻隐心,仁之端也”,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,是何道理?性善说之有破绽,就在这个地方。

怵惕是惊惧之意,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,忽见前面有一人,提一把白亮亮的刀,追杀一人,我们一齐吃惊,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,这即是怵惕。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,看见刀,仿佛是杀我一般,所以心中会跳,所以会怵惕,我略一审视,晓得不是杀我,是杀别人,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,化我身为被追之人,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,想救护他,这就是恻隐。由此知: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。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,莫得怵惕,即不会有恻隐,可以说:恻隐二字,仍是发源于我字。

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,共有三物:一曰我,二曰孺子,三曰井,绘之为图,第一圈是我,第二圈是孺子,第三圈是井。我与孺子,同是人类,井是无生物。见孺子将入井,突有“死”的现象呈于吾前,所以会怵惕,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,生出恻隐心,想去救护他。故孟子曰: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。”我们须知:怵惕者自己畏死也,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,故恻隐可谓之仁,怵惕不能谓之仁,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。但有一个问题,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请问此心作何状态?不消说:这刹那间,只有怵惕而无恻隐,只能顾及我之死,不能顾及孺子。非不爱孺子也,变生仓促,顾不及也。必我身出了危险,神志略定,恻隐心才能发出。惜孟子当日,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,留下破绽,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,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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孺子入井图

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,所说的怵惕恻隐,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,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,对于第一圈之我,则略而不言。杨子为我,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,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,第二以下各圈,置之不管;墨子摩顶,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,他主张爱无差等,是不分大圈小圈,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,就不管大圈;墨子有了大圈,就不管小圈,两家,都不知道: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。孟荀二人,把层层包裹现象看见了,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,荀子说是层层缩小,就不免流于一偏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,作为中心点,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,就与天然现象合了。

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:孟子所说“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也,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”一类话,也莫有错,但不能说是性善,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;荀子所说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,嗜欲得而信衰于友”一类话,也莫有错,但不能说是性恶,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。然则学者奈何?曰:我们知道:人的天性,能够孩提爱亲,稍长敬兄,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,适用孟子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的说法。我们又知道:人的天性,能够孝衰于亲,信衰于友,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,适用荀子“拘木待img7括蒸矫然后直,钝金待砻厉然后利”的说法。

孟荀之争,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,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,都不错,都可见诸实用。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,只须创一条公例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把牛顿的吸力说,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应用到心理学上,心理物理,打成一片而研究之,岂不简便而明确吗?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,哓哓然争论不休?

三、宋儒言性误点

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,其时游说之风最盛,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,其游说各国之君,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,不过是口试,不是笔试罢了。一般策士,习于揣摩之术,先用一番工夫,把事理研究透彻了,出而游说,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,只说半面,成为偏激之论,愈偏激则愈新奇,愈足耸人听闻。苏秦说和六国,讲出一个道理,风靡天下;张仪解散六国,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,也是风靡天下。孟荀生当其时,染有此种气习,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,也即是“可以为善,可以为恶”。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,曰性善,其说新奇可喜,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;荀子出来,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,揭而出之曰性恶,又成一种新奇之说,在学术界,又树一帜。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,遂成为对峙之二说。宋儒笃信孟子之说,根本上就误了。然而孟子尚不甚误,宋儒则大误,宋儒言性,完全与孟子违反。

请问: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(1)“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”;(2)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两个根据为出发点,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?兹说明如下:

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,共有三个场所:(1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一个外人,同在一处,小孩对乎母亲,特别亲爱,这个时候,可以说小孩爱母亲;(2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同在一处,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,这个时候,可以说小孩爱母亲;(3)一个小孩,一个母亲,同在一处,发生了利害冲突,例如有一块糕饼,母亲吃了,小孩就莫得吃,母亲把它放在口中,小孩就伸手取来,放在自己口中。这个时候,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。孟子言性善,舍去第三种不说,单说前两种,讲得头头是道。荀子言性恶,舍去前两种不说,单说第三种,也讲得头头是道。所以他二人的学说,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。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齐讲之, 又不能把它贯通为一,于是他们的学说,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。

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,忽然发现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,而世间小孩,无一不是如此,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,求其故而不得,遂创名词曰“气质之性”。假如有人问道:小孩何以会爱亲?曰此“义理之性”也。问:既爱亲矣,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?曰此“气质之性”也。好好一个人性,无端把它剖而为二,因此全部宋学,就荆棘丛生,迂谬百出了。……朱子出来,注孟子书上天生烝民一节,简直明明白白说道:“程孟子说,与孟子殊,以事理考之,程子为密。”他们自家既这样说,难道不是显然反孟子吗?

孟子知道:凡人有畏死的天性,见孺子将入井,就会发生怵惕心,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,而为恻隐心,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,推至于四海,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。怵惕是自己畏死,不能谓之仁,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,方能谓之仁,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,只说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”。在孟子本莫有错,不过文字简略,少说了一句“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”。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,见了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”一句,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,即是恻隐,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,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。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,所谓语录也,文集也,集注也,只是发挥恻隐二字,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,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。

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,心想: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,究竟是什么道理呢?一旦读《礼记》上的乐记,见有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,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”等语,恍然大悟道:糕饼者物也,从母亲口中夺出者,感于物而动也。于是创出“去物欲”之说,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。

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,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发出来的第一念,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,并无所谓恻隐,遂诧异道,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,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,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?要说此念是物欲,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,完全从内心发出,这是什么道理?继而又悟道:畏死之念,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,抢母亲口中糕饼,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,我者人也,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。告其门弟子曰:人之天性,一发出来,即是恻隐,尧舜和孔孟诸人,满腔子是恻隐,无时无地不然,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发出来的第一念,是畏死之心,不是恻隐之心,此气质之性为之也,人欲蔽之也,你们须用一番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的工夫,才可以为孔孟,为尧舜。天理者何?恻隐之心是也,即所谓仁也。这种说法,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。

于是程子门下,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,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,每日在危阶上跑来跑去,练习不动心,以为我不畏死,人欲去尽,天理自然流行,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。像他们这样的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,明明是“去怵惕,存恻隐”。试思: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,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,怵惕既无,恻隐何有?我身既无,孺子何有?我既不畏死,就叫我自己入井,也是无妨,见孺子入井,哪里会有恻隐?

程子的门人,专做“去人欲”的工作,即是专做“去怵惕”的工作,门人中有吕原明者,乘轿渡河坠水,从者溺死,他安坐轿中,漠然不动,他是去了怵惕的人,所以见从者溺死,不生恻隐心。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、其父张魏公,苻离之战,丧师十数万,终夜鼾声如雷,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。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,所以死人如麻,不生恻隐心。

孟子曰:“同室之人斗者救之,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。”吕原明的从者、张魏公的兵士,岂非同室之人?他们这种举动,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?大凡去了怵惕的人,必流于残忍。杀人不眨眼的恶贼,往往身临刑场,谈笑自若,是其明证。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,所以发出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的议论。故戴东原曰:宋儒以理杀人。

有人问道:怵惕心不除去,遇着大患临头,我只有个畏死之心,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?我说:这却不然,在孟子是有办法的,他的方法,只是集义二字,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,见之真,守之笃,一旦身临大事,义之所在,自然会奋不顾身地做去。所以说:“生,亦我所欲也,义,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孟子平日集义,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,并不像宋儒去人欲,平日身蹈危阶,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。孟子不动心,宋儒亦不动心。孟子之不动心,从积极的集义得来;宋儒之不动心,从消极的去欲得来,所走途径,完全相反。

孟子的学说:以我字为出发点,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,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。其言曰: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。”又曰:“人人亲其亲长其长,而天下平。”吾者我也,其者我也,处处不脱我字,孟子因为重视我字,才有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的说法,才有“君之视臣如草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的说法。程子倡“去人欲”的学说,专做剥削我字的工作,所以有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的说法。孟子曰:“贼仁者谓之贼,贼义者谓之残,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。韩昌黎《羑里操》曰:“臣罪当诛兮,天王圣明。”程子极力称赏此语。公然推翻孟子定案,岂非孟门叛徒?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,真百思不解。

孔门学说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利己利人,合为一事。孟子为我,专讲利己,墨子兼爱,专讲利人。这都是把一个整道理,蒙着半面,只说半面。学术界公例:“学说愈偏则愈新奇,愈受人欢迎。”孟子曰:“天下之言,不归杨,则归墨。”孔子死后,未及百年,他讲学的地方,全被杨墨夺去,孟子攘臂而起,力辟杨墨,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。在我们看来,杨子为我,只知自利,墨子兼爱,专门利人,墨子价值,似乎在杨子之上。乃孟子曰“逃墨必归于杨,逃杨必归于儒”,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,认为去儒家为近,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。

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,极端尊重我字,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。其言曰:“智之所贵,存我为贵,力之所贱,侵物为贱。”不许他人拔我一毛,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,其说最精,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。然由杨子之说,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,与孔门仁字不合。仁从二人,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。杨子学说,失去人我之关联,故为孟子所斥。

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,其道则为损己利人,与孔门义字不合。义(羲)字从羊从我,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;羊者祥也,美善二字皆从羊。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,是之谓义。事在外,择之者我也,故曰义内也。墨子兼爱,知有人不知有我,故孟子深斥之。然墨子之损我,是牺牲我一人,以救济普天下之人,知有众人之我,不知自己之我,此菩萨心肠也。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,不能行之于人人,与孔门中庸之道,人己两利之旨有异,自孟子观之,其说反在杨子之下。何也?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。孟子曰:“天之生物也,使之一本。”一本者何?中心点是也。

墨子之损我,是我自愿损之,非他人所得干预也;墨子善守,公输九攻之,墨子九御之,我不欲自损,他人固无如我何也。墨子摩顶放踵,与“腓无肱,胫无毛”之大禹何异?与“栖栖不已,席不暇暖”之孔子何异?孟子之极口诋之者,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。然墨子摩顶放踵,所损者外形也,宋儒去人欲,则损及内心矣,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?孔门之学,推己及人,宋儒亦推己及人,无如其所推而及之者,则为我甘饿死以殉夫,遂欲天下之妇人皆饿死以殉夫,我甘诛死以殉君,遂欲天下之臣子皆诛死以殉君,仁不如墨子,义不如杨子。孟子已斥杨墨为禽兽矣,使见宋儒,未知作何评语?

综而言之:孟子言性善,宋儒亦言性善,实则宋儒之学说,完全与孟子违反,其区分之点曰:“孟子之学说,不损伤我字,宋儒之学说,损伤我字。”

再者宋儒还有去私欲的说法,究竟私是个什么东西?去私是怎么一回事?也非把它研究清楚不可。“私”字的意义,许氏说文,是引韩非的话来解释的。韩非原文:“仓颉作书,自环者谓之私,背私谓之公。”环即是圈子;私字古文作厶,篆文作img8,画一个圈。公字从八从厶,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,故八者背也。“背私谓之公”,即是说:把圈子打破了,才谓之公。假使我们只知有我,不顾妻子,环吾身画一个圈,妻子必说我徇私,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,环妻子画一圈,但弟兄在圈之外,又要说我徇私,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,环弟兄画一个圈;但邻人在圈之外,又要说我徇私,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,但国人在圈外,又要说我徇私;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,环国人画一个圈;但他国人在圈之外,又要说我徇私,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子撤了,环人类画,才可谓之公。但还不能谓之公,假使世界上动植矿都会说话,禽兽一定说: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?未免太自私了。草木问禽兽道:你为什么要吃我们?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问草木道: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收养料?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: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?你未免自私。太阳又可问地球道:我牵引你,你为什么不拢来,时时想向外逃走,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?你地球也未免徇私。再反过来说,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,它不牵引地球,地球早不知飞往何处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,也不牵引了,这泥土沙石,立即灰飞而散,地球就立即消灭了。

我们这样的推想,即知道: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,通常所谓公,是画了范围的,范围内人谓之公,范围外人仍谓之私。又可知道:人心之私,通于万有引力,私字之除不去,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,如果除去,就会无人类,无世界。宋儒去私之说,如何行得通?

请问私字既是除不去,而私字留着,又未免害人,应当如何处置?应之曰:这是有办法的。人心之私,既是通于万有引力,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,处置人心之私就是了。本部分丙图,与第二部分甲乙两图,大圈小圈,层层包裹,完全是地心吸力现象,厘然秩然,我们应当取法之,把人世一切事安排得厘然秩然,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,而人世就相安无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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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图 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图示

人类相争相夺,出于人心之私;人类相亲相爱,也出于人心之私。阻碍世界进化,固然由于人有私心;却是世界能够进化,也全靠人有私心。由渔佃而游牧,而耕稼,而工商,造成种种文明,也全靠人有私心,在暗中鼓荡。我们对于“私”字,应当把它当如磁电一般,熟考其性质,因而利用之,不能徒用铲除的法子。假使物理学家,因为电气能杀人,朝朝日日,只研究除去电气的法子,我们哪得有电话电灯来使用?私字之不可去,等于地心吸力之不可去,我们只好承认其私,使人人各遂其私,你不妨害我之私,我不妨害你之私,这可说是私到极点,也即是公到极点。有人问:人性是善是恶?应之曰:请问地心吸力是善是恶?请问电气是善是恶?你把这个问题答复了再说。

孟子全部学说,乃是确定我字为中心点,扩而充之,层层放大,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他不主张除去利己之私,只主张我与人同遂其私:我有好货之私,则使居者有积仓,行者有裹粮;我有好色之私,则使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。宋儒之学,恰与相反,不惟欲除去一己之私,且欲除去众人之私,无如人心之私,通于万有引力,欲去之而卒不可去,而天下从此纷纷矣。读孟子之书,霭然如春风之生物,读宋儒之书,凛然如秋霜之杀物。故曰:宋儒学说,完全与孟子违反。

四、告子言性正确

人性本是无善无恶,也即是可以为善,可以为恶。告子的说法,任从何方面考察,都是合的。他说: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湍水之变化,即是力之变化。我们说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告子在两千多年以前,早用“性犹湍水也”五字把它包括尽了。

告子曰:“性犹湍水也,决诸东方则东流,决诸西方则西流。”意即曰:导之以善则善,诱之以恶则恶。此等说法,即是《大学》上:“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,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”的说法。孟子之驳论,乃是一种诡辩,宋儒不悟其非,力诋告子。请问《大学》数语, 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?孟子书上,有“民之秉夷,好是懿德”之语,宋儒极口称道,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,但是《大学》于尧舜桀纣数语下,却续之曰:“其所今,反其所好,而民不从。”请问,民之天性,如果只好懿德,则桀纣率之以暴,是为反其所好,宜乎民之不从了,今既从之,岂不成了“民之秉夷,好是恶德” ?宋儒力诋告子,而于《大学》之不予驳正,岂足服人?

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,独“性善”二字,理论未圆满。宋儒之伟大处,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,以释氏之法治心,以孔氏之法治世,入世出世,打成一片,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,是千古不磨之功绩(其详俱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一书)。宋儒能建此种功绩,当然窥见了真理,告子所说,是颠扑不破之真理,何以反极曰诋之呢?俱病根在误信孟子。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?则由韩昌黎启之。

昌黎曰:“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不得具传焉。”这本是无稽之谈。此由唐时佛教大行,有衣钵真传之说,我们阅《五灯会元》一书,即知昌黎所处之世,正是此说盛行时代,他是反抗佛教之人,因创此“想当然耳”的说法,意若曰:“我们儒家,也有一种衣钵真传。”不料宋儒信以为真,创出道统五说,自己欲上承孟子;告子、荀子之说,与孟子异,故痛诋之。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,传之子思,转授孟子,故《大学》之言,虽与告子相同,亦不驳正。

昌黎为文,喜欢戛戛独造。伊川曰:“轲之死不得具传,似此言语,非是蹈袭前人,又非凿空撰得,必有所见。”即曰:“非是蹈袭前人。”是无稽之谈。既曰“必有所见”,是为“想当然耳”。昌黎之语,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,宋儒道统之说,根本上发生动摇,所以创出的学说,不少破绽。

程明道立意要寻“孔子传之孟轲”那个东西,初读儒书,茫无所得,求之佛老几十年,仍无所得,返而求之六经,忽然得之。请问明道所得,究竟是什么东西?我们须知:“人心之构成,与地球之构成相似:地心有引力,能把泥土沙石,有形有体之物,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,人心也有引力,能把耳闻目睹,无形无体之物,吸收来成为一个心。”明道出入儒、释、 道三教之中,不知不觉,把这三种元素吸收胸中,融会贯通,另成一种新理。是为三教的结晶体,是最可宝贵的东西。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,虽举而归诸孔子,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,加以新解,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, 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。宋儒最大功绩在此,其荆棘丛生也在此。

孟子言性善,还举出许多证据,如孩提爱亲、孺子入井、不忍衅钟等。 宋儒则不另寻证据,徒在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,满纸天理人欲、人心道心、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等名词,闹得人目迷五色,不知所云。我辈读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诸书,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,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,单看他内容的实质,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, 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。

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,合而为一,就合乎宇宙真理了。二说相合,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。人问: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?我说:孟子曰“人少则慕父母,知好色则慕少艾,有妻子则慕妻子”。荀子曰“妻子具而孝衰于亲”。二人之说,岂不是一样?孟子曰:“大孝终身慕父母,五十而慕者,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据孟子所说:满了五十岁的人,还爱慕父母,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。请问:人性的真相,究竟是怎样?难道孟荀之说,不能相合?由此知:孟荀言性之争点,只在善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,至于人性之观察,二人并无不同。

据宋儒的解释,孩提爱亲,是性之正,少壮好色,是形气之私,此等说法,未免流于穿凿。孩提爱亲,非爱亲也,爱其乳哺我也。孩子生下地,即交乳母抚养,则只爱乳母,不爱生母,是其明证。爱乳母与慕少艾、慕妻子,心理原是一贯,无非是为我而已。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,不能说他是善,也不能说他是恶,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,最为合理。告子曰:“食、色,性也。”孩提爱亲者,食也,慕少艾、慕妻子者,色也。食、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,求生存者,人类之天性也。故告子又曰:“生之谓性。”

告子观察人性,既是这样,则对于人性之处置,又当怎样呢?告子设喻以明之曰:“性犹湍水也,决诸东方则东流,决诸西方则西流。”又曰:“性犹杞柳也,义犹桮棬也,以人性为仁义,犹以杞柳为桮棬。”告子这种说法,是很对的,人性无善无恶,也即是可以为善,可以为恶。譬如深潭之水,平时水波不兴,看不出何种作用,从东方决一口,可以灌田亩,利行舟,从西方决一口,可以淹禾稼,漂房舍,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。譬如一块木头,可制为棍棒以打人,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,我们制为碗盏好了。这种说法,真可合孟荀而一之。

孟子书中,载告子言性者五:曰性犹杞柳也,曰性犹湍水也,曰生之谓性,曰食色性也,曰性无善无不善也,此五者原是一贯的。朱子注“食色”章曰:“告子之辩屡屈,而屡变其说以求胜。”原书俱在,告子之说,始终未变,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。朱子注“杞柳”章,谓告子言仁义,必待矫揉而后成,其说非是。而注“公都子”章,则曰:“气质所禀,虽有不善,而不害性之本善,性虽本善,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”忽又提出“矫揉”二字,岂非自变其说乎!

朱子注“生之谓性”章说道:杞柳湍水之喻,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,纵横缪戾,纷纭舛错,而此章之误,乃其本根。殊不知子言性者五,俱是一贯说下,并无所谓“纵横缪戾,纷纭舛错”。“生之谓性”之生字,作生存二字讲。生存为人类重心,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。告子言性,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,由是而有“食色性也”之说,有“性无善无不善”之说,又以杞柳湍水为喻,其说最为精确,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,此朱子之失也。然朱子能认出“生之谓性” 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,亦不可谓非特识。

告子不知何许人,有人说是孔门之徒,我看不错。孔子赞《周易》,说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告子以“生”字言性,可说是孔门嫡传。孟子学说,虽与告子微异,而处处仍不脱“生”字,如云:“菽粟如水火,而民焉有不仁者乎?”又云:“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,于王何有?”仍以食色二字立论,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,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,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。孟子曰:“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,二人交谊之深可想。其论性之争辩,也不过朋友切磋,互相质证。宋儒有道统二字,横亘在心,力诋告子为异端,而自家之学说,则截去生字立论,叫妇人饿死,以殉其所谓节,叫臣子无罪受死,以殉其所谓忠,孟子有知,当必引告子为同调,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。

宋儒崇奉儒家言,力辟释道二家之言,在《尚书》上寻得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四语,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,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,得不传之学于遗经。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,这四句是伪书,作伪者采自荀子,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。阎氏之说,在经学界中,算是已定了的铁案,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,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元素,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,借孟子以排荀子,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。朱子曰:“气质所禀,虽有不善,而不害性之本善,性虽本善,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”请问:所禀既有不善,尚得谓之本善乎?既本善矣,安用矫揉乎?此等说法,真可谓“纵横谬戾,纷纭舛错”。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,明白简易,何啻天渊!

宋儒谓人心为人欲,盖指饮食男女而言,谓道心为天理,盖指爱亲敬兄而言。朱子《中庸章句·序》曰:“人莫不有是形,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。”无异于说:当小孩的时候,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;我与孺子同时,将入井,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。假如不是这样,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,长大来,看见井就会跳下去,世界上还有人类吗?道理本是对的,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。并且“人生而静”数语,据后儒考证,是《文子》引老子之语,河间献王把它采入《乐记》的。《文子》一书,有人说是伪书,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,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,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,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。然则宋儒错了吗?曰不惟莫有错,反是宋儒最大功绩。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,反看不出宇宙真理,惟其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,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,才足以证明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,才足以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。

朱子《中庸章句·序》又曰:“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听命焉。”主者对仆而言,道心为主,人心为仆;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,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;听命者,仆人职供奔走,惟主人之命是听也。细绎朱子之语,等于说:我想为圣为贤,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,我想吃饭,抑或想及“男女居室,人之大伦”,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,必如此,方可曰:“道心常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听命焉。”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。总之,宇宙真理,人性真相,宋儒是看清楚了的,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,不得不拥护性善说。一方面要顾真理,另一方面要顾孟子,以致处处荆棘,愈解释,愈迂曲难通,我辈厚爱宋儒,把它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,里面的精义,自然出现。

告子曰:“食色性也,仁内也,非外也,义外也,非内也。”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,于“食色”二字,无一语及之,可见“食色性也”之说,孟子是承认了的。他对齐宣王说道:“王如好货,与民同之,于王何有?”“王如好色,与民同之,于王何有?”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,只叫他推己及人,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之私。后儒则不然,王阳明《传习录》曰:“无事时,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,逐一追究搜寻来,定要拔去病根,永不复起,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,一眼看着,一耳听着,才有一念萌动,即与克去,斩钉截铁,不可姑容,与它方便,不可窝藏,不可放它出路,方能扫除廓清。”这种说法,仿佛是:见了火会烧房子,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,立即扑灭,断绝火种,方始为快,律以孟子学说,未免大相径庭了。

《传习录》又载:“一友问:欲于静坐时,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,扫除廓清,恐是剜肉做疮否?先生正色曰:这是我医人的方子,真是去得人病根。更有大本事人,过了十余年,亦还用得着,你如不用,且放起,不要做坏我的方法。是友愧谢。少间曰:此量非你事,必吾门稍知意思者,为此说以误汝。在座者悚然。”我们试思:王阳明是极有涵养的人,平日讲学,任如何问难,总为勤勤恳恳的讲说,何以门人这一问,他就动气,始终未把道理说出?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,是稍知意思者呢?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

怵惕与恻隐,同是一物,天理与人欲,也同是一物,犹之烧房子者是火,煮饭者也是火,宋明诸儒,不明此理,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之二物。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,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,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做一事,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做一物,这是他学说的缺点,门人这一问,正击中他的要害,所以就动起气来了。

究竟“剜肉做疮”四字,怎样讲呢? “肉”喻天理,“疮”喻人欲,剜肉做疮者,误天理为人欲,去人欲即伤及天理也。门人的意思,即是说:“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,即把它扑灭,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,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?换言之,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,人就不会吃饭,岂不饿死吗?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,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,人类岂不灭绝吗?”这个问法,何等厉害!所以阳明无话可答,只好愤然作色。此由阳明沿袭宋儒之说,力辟告子,把“生之谓性”和“食色性也”二语,欠了体会之故。

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,也未彻底。《传习录》载阳明之言曰:“孟子从源头上说来,荀子从流弊上说来。”我们试拿孟子所说“怵惕恻隐”四字来研究,由怵惕而生出恻隐,怵惕是“为我”之念,恻隐是“为人”之念,“为我”扩大,则为“为人”。怵惕是源,恻隐是流。荀子学说,从“为我”二字发出,孟子学说从“为人”二字发出。荀子所说,是否流弊,姑不深论,怵惕之上,是否尚有源头,我们也不必深考,唯孟子所说恻隐二字,确非源头。阳明说出这类话,也是由于读孟子书,忘却恻隐上面还有“怵惕”二字的缘故。

《传习录》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,到了晚年,他的说法,又不同了。《龙溪语录》载,钱绪山谓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”四语,是师门定本。王龙溪谓:“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,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,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,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。”时阳明出征广西,晚坐天泉桥上,二人因质之。阳明曰:汝中(龙溪字)所见,我久欲发,恐人信不及,徒增躐等之弊,故含蓄到今,此是傅心秘藏,颜子问道所不敢言。今既说破,亦是天机该发泄时,岂容复秘!阳明至洪都,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,阳明曰:“吾有向上一机,久未敢发,以待诸君之自悟,近被王汝中拈出,亦是天机该发泄时。”明年广西平,阳明归,卒于途中。龙溪所说,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,阳明直到晚年,才揭示出来。因此知: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,阳明正色斥之,并非说他错了,乃是恐他躐(liè,践踏)等。

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,王龙溪极似慧能。德洪所说,即神秀“时时勤拂拭”之说也,所谓渐也。龙溪所说,即慧能“本来无一物”之说也,所谓顿也。阳明曰:“汝中须用德洪功夫,德洪须透汝中本旨,二子之见,止可相取,不可相病。”此顿悟渐修之说也。《龙溪语录》所讲的道理,几于《六祖坛经》无异。此由心性之说,唯佛氏讲得最精,故王门弟子,多归佛氏,程门高弟,如谢上蔡、杨龟山诸人,后来也归入佛氏。佛家言性,亦谓之无善无恶,与告子之说同。宇宙真理,只要研究得彻底,彼此虽不相师,而结果是相同的。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,卒之倡出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之语,仍走入告子途径。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,每曰“无善无恶,是为至善”。这又流于诡辩了,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“无善无恶,是为至恶”呢?

有人难我道:告子说:“性无善无不善。”阳明说:“无善无恶心之体。”一个言性,一个言心之体,何为混为一谈?我说道:性即是心之体,有阳明之言可证。阳明曰:“心统性情,性心体也,情心用也,夫体用一源也。知体之所以为用,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。”性即是心之体,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,所以我说:阳明的说法,即是告子的说法。

吾国言性者多矣,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。以医病喻之,“生之谓性”和“食色性也”二语,是病源,杞柳湍水二喻,是治疗之方。孟荀杨墨申韩诸人,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,有喜用热药的,有喜用凉药的,有喜用温补的,药方虽不同,用之得宜,皆可起死回生。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,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,看病情如何变,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。

治国者,首先用仁义化之,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,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。善心生则恶心消,犹之治水者,疏导下游,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。然人之天性,又可以为恶,万一感化之而无效,敢于破坏一切,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,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。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,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。孟子言性善,是劝人为善,荀子言性恶,是劝人去恶。为善去恶,原是一贯的事,我们会通观之可也。

持性善说者,主张仁义化民,持性恶说者,主张法律绳民。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,但他又说道: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,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,不过在讲学方面,想独树一帜,特标“性善”二字以示异罢了。我们读孟子书,如果除去“性善”二字,再除去诋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,其全部学说,都粹然无疵。

世界学术,分三大支,一中国;二印度;三西洋。最初印度学术,传入中国,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,相推相荡,经过了一千多年,程明道出来,把它打通为一,以释氏之法治心,以孔子之法治世,另成一种新学说,即所谓宋学。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。不料这种学说,刚一成立,而流弊跟着发生,因为明道死后,他的学说,分为两派,一派为程(伊川)朱;另一派为陆王。明道早死,伊川享高寿,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,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。

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,朱子发现了一个道理,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,只好就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四字解释一番,说我这种说法,是为孔门真传。王阳明发现了一个道理,也不敢说是自己发现的,乃将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四字加一番新解释,说道:朱子解释错了,我的说法,才是孔门真传,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,最好的办法,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,单看他的内容。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,宋明诸儒的意思,都是说:凡人要想为圣为贤,必须先将心地弄好,必须每一动念,即自己考察,善念即存着,恶念即克去,久而久之,心中所存者,就纯是善念了。关于这一层,宋明诸儒的说法,都是同的。唯是念头之起,是善是恶,自己怎能判别呢?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:你平居无事的时候,每遇一事,就细细研究,把道理融会贯通了,以后任一事来,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。陆王这一派说道:不需那么麻烦,你平居无事的时候,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,如明镜一般,无纤毫渣滓,以后任一事来,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。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。在我们想来,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,另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,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?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,各不相下。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,于整个道理中,各截半面以立论,即成对峙之两派,是之谓门户之见。

孙中山先生曾说:马克思信徒,进一步研究,发明了“生存为历史重心”的说法,而告子在两千多年以前,已有“生之谓性”一语,这是值得研究的。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,合得到告子所说“生之谓性”。达尔文学说,本莫有错,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,成了无界域之竞争,已经达到生存点了,还竞争不已,驯至欧洲列强,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,以供其无厌之欲壑。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,倡超人主义,谓爱他为奴隶道德,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,因而产出德皇威廉第二,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;产出墨索里尼、希特勒和日本军阀,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,推原祸始,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。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:“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。”何至有此种流弊?

中国之哲学家不然,告子“食色性也”的说法,孟荀都是承认了的,荀子主张限制,不用说了,孟子对于“食”字,只说到不饥不寒,养生丧死无憾为止,对于“色”字,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,达到生存点,即截然止步,虽即提倡礼义,因之有“衣食足而礼义兴”的说法,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,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。

欲世界文明,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,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,我国改革经济政治,与夫一切制度,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。即以宪法一端而论,美国宪法,算是制得顶好的了,根本上就有问题。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,主张地方分权,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,主张中央集权,两派之争执,经过许久,最终后一派战胜,定为中央集权(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),此乃政争上之战胜,非学理上之战胜,岂足为我国师法?据我们的研究,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,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,制出来的宪法,自地主看之,则为地方分权,自中央看之,则为中央集权,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,自孟子看之,则为性善,自荀子看之,则为性恶。

古今中外,讨论人性者,聚讼纷如,莫衷一是,唯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,证以印度佛氏之说,是合的。他说:“生之谓性。”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,律以马克思信徒“生存为历史重心”之说,也是合的。至于他说:“食、色,性也。”现在的人,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,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。我们说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而告子曰:“性犹湍水也。”水之变化,即是力之变化,我们这条臆说,也逃不出他的范围。性善性恶之争执,是我国两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,我们可下一断语曰:告子之说是合理的。

五、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

宇宙之内,由离心向心两力互相作用,才生出万有不齐之事事物物,表面上看去,似乎参差错乱,其实有一定不移之轨道。人与物,造物是用一种大力,同样鼓铸之,故人事与物理相通。离心力与向心力,二者互相为变,所以世上有许多事,我们强之使合,它反转相离,有时纵之使离,它自行结合了。疯狂的人,想逃走的心,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,越禁锢得严,越是想逃走,有时不禁锢他,他反不想逃走了。父兄约束子弟,要明白这个道理,官吏约束百姓,也要明白这个道理。

秦政苛虐,群盗蜂起,文景宽大,民风反转浑朴起来,其间确有规律可循,并非无因而至。我们手搓泥丸,是增加向心力,越搓越紧,若是紧到极点,即是向心力到了极点,再用大力搓之,泥丸立即破裂,呈一种离心现象。水遇冷则收缩,是向心现象,越冷越收缩,到了摄氏四度,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,越冷越膨胀,可知离心向心,本是一力之变。比方我们持一针向纸刺去,愈前进距纸愈近,这是向心现象,刺破了纸,仍前进不止,即愈前进距纸愈远,变为离心现象,此针进行之方向,并未改变,却会生出两种现象。因为凡物都有极限,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,纸以纸面为极限,过于极限,就会生反对的现象,父兄约束子弟,官吏约束百姓,须察知极限点之所在。

由上面之理推去,地球之成毁,也就可知了,地球越冷越收缩,到了极限点,呈反对现象,自行破裂,散为飞灰,迷漫太空,现在的地球,于是告终。又由引力的作用,历若干年,又生出新地球。我们身体上之物质,将来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。人身体的物质,世世生生,随力学规律旋转,所以往古来今的人的心理,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。

万物有引力,万物有离力,引力胜过离力,则其物存,离力胜过引力,则其物毁。目前存在之物,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,故有万有引力之说,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,早已消灭,无人看见,所以万有离力一层,无人注意。

地球是现存之物,故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。心是现存之物,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。小儿是求生存之物,故看见外面的东西,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。人类是求生存之物,故见有利己之事,即牵引到自己身上去。天然的现象,无一不向内部牵引,地球也,心也,小儿也,人类也,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,消归乌有的,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,它那向内部牵引之力,无论如何,是不能除去的,宋儒去私之说,怎能办得到?

人心之私,既不能除去,我们只好承认其私,把人类画为一大圈,使之各遂其私,人人能够生存,世界才能太平。我们人类,当同心协力,把圈外之禽兽草木地球(如本书第三部分丙圈)当做敌人,搜取它的宝物,与人类平分,这才是公到极点。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。如其不然,徒向人类夺取财货,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。

心理之变化,等于水之变化,水可以为云雨,为霜露,为冰雪,为江湖,为河海,时而浪静波恬,时而奔腾澎湃,变化无方,几于不可思议,而科学家以力学规律绳之,无不一一有轨道可循。

人的心理,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,自己觉得有利的事,就引之使近,自己觉得有害的事,就推之使远。人类因为有此心理,所以能够相亲相爱,生出种种福利;又因为有此心理,所以会相争相夺,生出种种惨祸。主持政教的人,当用治水之法,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。得其法,则行船舟,灌田亩,其利无穷;不得其法,则漂房舍,杀人畜,其害也无穷。宋儒不明此理,强分义理之性,气质之性,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,无异于说,行船舟、灌田亩之水,其源出于天,出于理,漂房舍、杀人畜之水,出于人,出于气。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,天人理气等字,究竟是什么东西,只好说它迂曲难通。

我们细察己心,种种变化,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,狂喜的时候,力线向外发展,恐惧的时候,力线向内收缩。遇意外事变,欲朝东,东方有阻,欲朝西,西方有碍,力线转折无定,心中就呈慌乱之状。对于某种学说,如果承认它,自必引而受之,如果否认它,自必推而去之,遇一种学说,似有理,似无理,引受不可,推去不能,就成狐疑态度。

我心推究事理,依直线进行之例,一直前进,推至甲处,理不可通,即折向乙处,又不可通,即折向内处,此心之曲折,与流水之迂回相像。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,虽是迂回百折,仍不外力学规律。我们的心,也是如此。此外尚有种种现象,细究之,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。有时潜心静坐,万缘寂灭,无推引者,亦无被推引者,如万顷深潭,水波不兴,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。此时之心,虽不显何作用,其实千百种作用,都蕴藏在内。人之心理,与磁电相通,电气中和的时候,毫无作用,一作用起来,其变态即不可思议。我们明白磁电的理,人的心理,就可了然了。

水虽是以直线进行,但把它放在器中,它就随器异形,器方则方,器圆则圆,人的心理,也是如此。人有各种嗜欲,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,实由于有一种拘束力,把他制住。拘束力各人不同,有受法律的拘束,有受清议的拘束,有受金钱的拘束,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,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,种种不同,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,他的嗜欲,立时呈露,如贮水之器有了罅漏,即向外流出一般。

贪财好色之人,身临巨祸,旁人看得清清楚楚,而本人则茫然不知。因为他的思想感情,依直线进行公例,直线在目的物上,两旁的事物,全不能见。譬如寒士想做官,做了官还嫌小,要做大官,做了大官,还是向前不止,袁世凯做了大总统,还想做皇帝。秦皇汉武,做了皇帝,在中国称尊,还嫌不足,要起兵征伐四夷,四夷平服了,又要想做神仙。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。

耶教志在救人,以博爱为主旨,其教条是:“有人批我左颊者,并以右颊献上。”乃新旧教之争,酿成血战惨祸,处置异教徒,有焚烧酷刑,竟与教旨显背,请问这是什么道理?法国革命,以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相号召,乃竟杀人如麻,稍有反对的,或形迹可疑的,即加诛戮,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,这又是什么道理?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,只好求之力学规律。耶稣、卢梭的信徒,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,热情刚烈,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,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。凡信各种主义的人,都可本此公例求之。

凡事即都有变例,如本书甲乙两图,是指常例而言,是指静的现象而言,是指未加外力而言,若以变例言之,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者,则有爱花,爱石,爱山水,而忘其身命者。语云:“忠臣不事二君,烈女不嫁二夫。”心中加了一个“忠”字、“烈”字,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。又云:“慷慨赴死易,从容就义难。”慷慨者,动的现象也,从容者,静的现象也。中日战争,我国许多无名战士,身怀炸弹,见日本坦克车来,即奔卧道上,己身与敌人同尽,彼其人既不为利,复不为名,而有此等举动,其故何哉?孟子曰:“所欲有甚于生者,所恶有甚于死者。”盖我之外,另有一物,为其视线所注也,耶稣、卢梭信徒,求达目的,忘却信条,吾国志士,求达目的,忘却己身,此其间确有一定的轨道,故老子曰: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。”目的可以随时转变,其表现出来者,遂有形形色色之不同,然而终不外力学规律,我们悟得此理,才可以处理事变,才可以教育民众。(ivsnet.com)

人的思想感情,本是以直线进行,便表现出来,却有许多弯弯曲曲、奇奇怪怪的状态,其原因出于人群众多,力线交互错综,相推相引,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,各人立足点不同,观察点不同,所以明明是直线,转变成曲线。例如,我们取一块直线板,就在黑板上,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,此线当然是直线,假使画直线之时,黑板任意移动,结果所画之线,就成为曲线了。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,就可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。

人人有一心,即人人有一力线,各力线俱向外发展,宜乎处处冲突,何以平常时,冲突之事不多见?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:有力与力不相交的,此人做甲事,彼人做乙事,各不相涉。有力与力相消的,例如有人起心,想害某人,旋想他的本事也大,我怕敌他不过,因而终止。有力与力相合的,例如抬轿的人,举步快慢,自然一致。有力与力相需的,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,有布无人缝,有人缝无布卖,都是不行,相需为用,自然彼此相安。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,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,父母命他做某事,他心中虽是不愿,仍不能不做,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伏了。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,小有违忤,能够容忍,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,小小冲突之力,不能表现。诸如此类,我们下细考察,即知人与人相接,力线交互错综,如网一般,有许多线,不惟不冲突,反是相需相成,人类能够维系,以生存于世界,就是这个原因。

通常的人,彼此之力相等,个个独立,大本事人,其力大,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,成了团体以后,由合力作用,其力更大,又向外面吸引,越吸引越大,其势力就遍于天下。东汉党人,明季党人,就是这种现象。如果同时有一人,力量也大,不受他的吸引,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,也是越吸引越大,就成了对峙的两党。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,司马光派的旧党,是这种现象,程伊川统率的洛党,苏东坡统率的蜀党,也是这种现象,现在各党之对峙,也是这种现象。两党相遇,其力线之轨道,与两人相遇一样。凡当首领的人,贵在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,一致对外,如其不然,他那团体,就会自行解散。有些团体,越受外界压迫,越是坚固,有些一受压迫,即行解体,其原因即在那当首领的人能否统一内部力线,不关乎外力之大小。

有人说:群众心理,与个人心理不同,个人独居的时候,常有明了的意识,正当的情感,一遇群众动作,身入其中,此种意识情感,即完全消失,随众人之动作为动作。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,一入群众之中,忽变而为犷厉嚣张、横不依理的暴徒。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,一入群众之中,忽变而为热心公义、牺牲身命的志士。法人黎朋著《群众心理》一书,以众人的意识,历举事实,认为群众心理,不能以个人心理解释之,其实不然,我们如果应用力学规律,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。

人人有一心,即人人有一力,一人之力,不敌众人之力,群众动作,身入其中,我一己之力,被众人之大力相推相荡,不知不觉,随同动作,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,众人的情感为情感,自己的脑筋,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。因为有这个道理,所以当主帅的人,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,当首领的人,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为杀人放火的暴行。

个人独居的时候,以自己之脑筋为脑筋,群众动作,是以首领之脑筋为脑筋。当首领的人,只要意志坚强,就可指挥如意。史称:“李光弼入军,号令一施,旌旗变色。”俗语说“强将手下无弱兵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水之变化,依力学规律而变化,吾人心理之变化,也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,每每会议场中,平静无事,忽有一人登台演说,慷慨激昂,激情立即奋发,酿成重大事变,此会议场中的众人,犹如深潭的水一般,堤岸一崩,水即汹涌而出,漂房舍,杀人畜,势所不免。所以我们应付群众暴动的方法,要取治水的方法,其法有三:(1)如系堰塘之水,则登高以避之,等它流干了,自然无事;(2)如系有来源之水,则设法截堵,免其横流;(3)或疏通下游,使之向下流去。水之动作,即是力之动作,我们取治水之法,应付群众,断不会错。

两力平衡,才能稳定,万事万物以平为归,水不平则流,物不平则鸣,资本家之对于劳工,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,不平太甚,可断定他终归失败。处顺利之境,心要变危,处忧危之境,又要有一种迈往之气,使发散收缩二力保其平衡,才不失败。达而在上的人,态度要谦逊,穷而在下的人,志气要高亢,不如此则不平。倘若在上又高亢,我们必说他骄傲,在下又谦逊,我们必说他卑鄙。此由我们的心,是一种力结成的,力以平为归,所以我们的心中,藏得有一个平字,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,不过自己习而不察罢了。心中之力,与宇宙之力,是相通的,故我之一心,可以衡量万物,王阳明的学说,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。

六、人事变化之轨道

我们既说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”,力之变化,可用数学来说明,故心理之变化,也可用数学来说明。力之变化,可绘出图来,寻求它的轨道。一部二十四史,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,我们取历史上的事,本力学规律,把它绘出图来,即知人事纷纷扰扰,皆有一定的轨道。作图之法,例如心中念及某事,即把那作为一个物体。心中念及它,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,与之联结。心中喜欢它,即是想把它引之使近,如不喜欢,即是想把它推之使远,从这相推相引之中,就可把轨道寻出来。

孙子曰:“吴人越人相恶也,当其同舟共济而遇风,其相救也,如左右手。”这是舟将沉下水,吴人越人,都想把舟拖出水来,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,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。凡是历史上的事,都可本此法把它绘图研究。

韩信背水阵,置之死地而后生,是汉兵被陈馀之兵所压迫,前面是大河,是死路,唯有转身去,把陈馀之兵推开,才有一条生路。人人如此想,即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所以乌合之众,可以团结为一。其力线之方向,与韩信相同,所以韩信就坐收成功了。

张耳、陈馀,称为刎颈之交,算是至好的朋友。后来张耳被秦兵围了,求陈馀救之,馀畏秦兵强,不肯往,二人因此结下深仇。这是张耳将秦兵自陈馀方面推去,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,力线方向相反,所以至好的朋友,会变成仇敌,卒之张耳帮助韩信,把陈馀杀死在泜水之上。

嬴秦之末,天下苦秦苛政,陈涉振臂一呼,山东豪俊,一齐响应,陈涉并未派人去联合,何以会一齐响应呢?这是众人受秦的苛政久了,人人心中,都想把他推开,利害相同,心理相同,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不消联合,自然联合。

刘邦、项羽,起事之初,大家志在灭秦,目的相同,成了合力线,所以异姓之人,可以结为兄弟。后来把秦灭了,目的物已去,现出了一座江山,刘邦想把它抢过来,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,力线相反,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。

再以高祖与韩彭诸人的关系言之,当项羽称霸的时候,高祖心想:只要把项羽杀死,我就好了。韩彭诸人也想:只要把项羽杀死,我就好了。思想相同,自然成为合力线,所以垓下会师,立把项羽杀死。项羽既灭,他们君臣,无合力之必要,大家的心思,就趋往权力上去了。但是,权力这个东西,你占多了,我就要少占点,我占多了,你就要少占点,力线是冲突的,所以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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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人越人相恶图

唐太宗取隋,明太祖取元,起事之初,与汉朝一样,事成之后,唐则弟兄相杀,明则功臣族灭,也与汉朝无异。大凡天下平定之后,君臣力线,就生冲突,君不灭臣,臣就会灭君,看二力之大小,定彼此之存亡。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,庄宗之力,制他不住,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。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破唐,嗣君之力,制他不住,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。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。

光武平定天下之后,邓禹、耿弇诸人,把兵权交出,闭门读书,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,自己先行走开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,这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,叫他们自家让开,究其实,汉光武、宋太祖的心理,与汉高祖的心理是一样,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,也不能说汉光武、宋太祖度量宽宏,只能说是一种力学公例。

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,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,岳飞想把徽钦挽之使南,高宗想把徽钦推之使北,高宗与秦桧,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,岳飞一人之力,不敌高宗、秦桧之合力,故三字冤成,岳飞不得不死。

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,无不遭祸。刘先帝杀张裕,诸葛亮请其罪,先帝曰:“芳兰生门,不得不锄。”芳兰何罪?罪在生非其地。赵太祖伐江南,徐铉乞缓师,太祖曰: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?”酣睡何罪?罪在睡非其地。古来还有件奇事:狂裔华士、昆弟二人,上不臣天下,下不友诸侯,耕田而食,凿井而饮,这明明是空谷幽兰,酣睡自家榻上,宜乎可以免祸了,太公至营丘,首先诛之,这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,挟爵禄以驱遣豪杰,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,横亘前面,这仍是阻了路线,如何容他得过?太公是圣人,狂裔华士是高士,高士阻了路线,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。

逢蒙杀羿,是先生阻了学生之路;吴起杀妻,是妻子阻了丈夫之路;高祖分羹,是父亲阻了儿子之路;乐羊子食羹,是儿子阻了父亲之路;周公诛管蔡,唐太宗诛建成、元吉,是兄阻弟之路、弟阻兄之路。可见力线冲突了,就是父子兄弟夫妇,都不能幸免的。王猛明白这个道理,见了桓温,改仕苻秦;殷浩不然,即遭失败。范蠡明白这个道理,破了吴国,泛舟五湖;文种不然,即被诛戮。此外如韩非囚秦,子胥伏剑,嵇康见诛,阮籍免祸,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考一下,又把杀韩非的李斯,杀子胥的夫差,和容忍阮籍、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,考他路线之经过,即知道:或冲突,或不冲突,都有一定的公例存乎其间。

王安石说:“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不足法。”道理本是对的,但他在当日,因这三句话,得了重谤,我们今日读了,也觉得他盛气凌人,心中有点不舒服,假使我们生在当日,未必不与他冲突。陈宏谋说:“是非审之于己,毁誉听之于人,得失安之于数。”这三句话的意义,本是与王安石一样,而我们读了,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路上,凡有“天变”、“人言”、“祖宗”从路上经过,都被他拒绝转去。陈宏谋是把“己”字、“人”字、“数”字,列为三根平行线,彼此不相冲突。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,不知不觉,置身“人言不足恤”那个人字中,听了陈宏谋的话,不知不觉,置身“毁誉听之于人”那个人字中,我们心中的力线,也是喜欢他人相让,不喜欢他人阻拦,所以不知不觉,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。我们如果悟得此理,应事接物,有无限受用。

力学中有偶力一种,也值得研究。宋朝王安石维新,排斥旧党,司马光守旧,排斥新党,两党主张相反,其力又复相等。自力学言之:“两力线平行,强度相等,方向相反,是为偶力作用。”磨子之旋转不已,即是此种力之表现。宋自神宗以来,新旧两党,迭掌政权,相争至数十年之久,宋室政局遂如磨子一般,旋转不已,致令金人侵入,酿成南渡之祸。我国辛亥而后,各党各派,抗不相下,其力又不足相胜,成了偶力作用,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,日本即乘之而入。

人世一切事变,乃是人与人接触发生出来的,一个人,一个我,我们可假定为数学上之二元,一个Y,一个X,依解析几何,可得五线:(1)二直线;(2)圆;(3)抛物线;(4)椭圆;(5)双曲线。人事千变万化,总不外人与人相接,所以任如何逃不出这五种轨道。本章前面所举诸例,皆属乎二直线,第二章甲乙两图,第三章之丙图,则属乎圆,此外还有抛物线、椭圆、双曲线三种,叙述如下:

什么是抛物线呢?我们向外抛出一石,这是一种离心力,地心吸力,吸引此石,是一种向心力,石之离心力,冲不破地心吸力,终于下坠,此石所走之路线,即是抛物线。弱小民族,对于列强所走路线,是抛物线。例如,高丽人民想独立,这是对于日本生出一种离心力,而日本用强力把它制伏下去。冲不破日本的势力范围,等于抛出之石,冲不破地心吸力,终于坠地一般。

我们抛出之石,假定莫得地面阻挡,此石会绕过地心,仍回到我之本位,而旋绕不已,成为地球绕日状态。这种路线,名曰椭圆,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。自数学上言之,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,其和恒等,此点之轨迹,名曰椭圆,其和恒等者,即其值恒等之谓也。买卖之际,顾客交出金钱,店主交出货物,二者之值相等,即可看做一物。这是顾客抛出一物,绕过店主,回到他的本位,在店主方面看来,也是抛出一物,绕过顾客,回到他的本位,成一种椭圆形,买卖二家,就心满意足了。顾客有金钱,不必定向某店购买,这是离心力,但他店中的货物,足以引动顾客,又具有引力。店主有货物,不必定卖与某客,这是离心力,但他怀中的金钱,足以引动店主,又具有引力。由引力离力的结合,顾客出金钱,店主出货物,各遂所欲,交易遂成,是为椭圆状态。

又如自由结婚,某女不必嫁某男,而某男之爱情,足以吸引她,某男不必定娶某女,而某女之爱情,足以吸引他,引力离力,保其平衡,也系椭圆状态。

地球绕日,引力和离力,两相平衡,成为椭圆状态,故宇宙万古如新,社会上一切组织,必须取法这种状态,才能永久无弊。我国婚姻旧制,由父母主持,一与之齐,终身不改,缺乏了离力,所以男女两方,有时常感痛苦。外国资本家专横,工人不入工厂做工,就会饿死,离不开工厂,缺乏了离力,所以要社会革命。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,更是不可,上古男女杂交,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,这是缺乏了引力。

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,其差恒等,此点之轨迹,名曰双曲线,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。凡两种学说,成两种行事,背道而驰,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。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,二者恰相反对,对方俱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越讲得精微,相差越远,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,相离越远一样,究其实,无非性善恶之差,是谓其差恒等。又如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,二者是背道而驰的,利己主义,和利人主义,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,凡此种种,皆属乎双曲线。椭圆绘出图来,有两个心,双曲线绘出图来,也有两个心,椭圆之图,是两心相向,双曲线之图,是两心相背,所以我与人走入椭圆轨道,彼此相需相成,若走入双曲线轨道,心理上就无在不背道而驰。

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,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之路线有四:(1)不相交之线。我与人目的物不同,路线不同,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,彼此不生关系。平行线,是永远不相交,有时虽不平行,而尚未接触,亦不生关系。(2)合力线。我与人利害相同,向着同一之目的进行,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。(3)圆形。宇宙事事物物,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。详玩甲、乙、丙三图,即知凡事都有一定范围,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,倘能各守界限,你不侵我之范围,我不侵你之范围,彼此自然相安。(4)椭圆形。前面所说自由贸易、自由结婚等是也。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,皆属乎此种。

四线中,第一、第三两种线的结果,是利己而无损于人,或利人而无损于己。第二、第四两种线的结果,是人己两利。我们每遇一事,当熟察人己力线之经过,如走此四线,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。

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,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。我国古人有所谓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”者,合得到第一种线,有所谓“通功合作”者,合得到第二种线,有所谓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者,合得到第三种线,有所谓“通功易事”者,合得到第四种线,西人谓:人人自由,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,合得到第三种线,都是对的。尼采的超人主义,其病在损人,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,其病在损己,律以四种,俱不合,故俱不可不行。

二直线也,圆也,抛物线也,椭圆也,双曲线也,五者,是人与人相遇之路线,而此五线是变动不居的,只要心理一变,其线即变。例如,吴之孙权,蜀之刘备,各以荆州为目的物,孙权把荆州向东拖,刘备把荆州向西拖,力线相反,故郎舅决裂,夫妇生离,关羽见杀,七百里之连营被烧,吴蜀二国,俨成不共戴天之仇。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,约定共同伐魏,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二国感情,立即融洽,合作到底,后来司马昭伐蜀,吴还起兵相救,听说刘禅降了,方才罢兵。这就是心理改变,力线即改变之明证。

民国以前闭关自守,不与外国相通,是不相交之二直线;五口通商而后,受帝国主义之压迫,欲脱其势力范围而不能,是走的抛物线;一旦起而抗战,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,彼此背道而驰,即为两心相背之双曲线。我们联合被侵略者,向之进攻,即成为合力线。帝国主义,经过一番重惩之后,翻然悔悟,工业国和农业国,通功易事,以其所有,易其所无,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。将来再进化,世界大同了,合全球而为一个国家,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。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,是随时可以改易的,只看个人心理如何罢了。

性善说、性恶说,二者背道而驰,是双曲线状态,倘知人性是浑然一体,无所谓善,无所谓恶,即成为浑然之圆形了。入世法和出世法,背道而驰,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,背道而驰,这都是双曲线,倘能把它融会贯通,入世出世,原是一理,利己利人,原是一事,则又成为圆形了。

我们做一切事,与夫国家制定法令制度,定要把路线看清楚,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,才不至发生窒碍。我们详考世人的行事和现行的法令制度,以力学规律绳之,许多地方都不合,无怪乎纷纷扰扰,大乱不止。

孟子说:“规矩,方圆之至也,圣人,人伦之至也。”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就不对。我们执规以画圆,执矩以画方,聚五洲万国之人而观之不能说不圆,不能说不方。唯圣人则不然,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耶稣、穆罕默德,皆所谓圣人也,诸圣人定下的规律,各不相同,以此圣人之规律,绳彼圣人之信徒,立生冲突,其故何哉?盖圣人之规律,乃尺也、斗也,秤也,非画圆之规、画方之矩也;诸圣人之尺斗秤,长短大小轻重,各不相同,只在本铺适用。今者世界大通,天涯比邻,一市之中,有了几种尺斗秤,此世界文化所由冲突也。所以法令制度,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,当然不能通行世界。力学规律,为五洲万国所公认,本章所述五种线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,是规矩,不是尺斗秤,依以制定法令制度,一定通行五洲万国。

七、世界进化之轨道

人世一切事变,从人类行为生出来的,人类行为,从心理生出来的,而人之心理,依力学规律而变化,故世界进化,逃不出力学规律。

世界进化,乃是一种力在一个区域内动作,经过长时间所成之现象也。其间共有三物,一曰力,二曰空间,三曰时间。我们可认为是数学上之三元,其最显著者,为摆线式与螺旋式。古人说:“大道循环无端,无往不复。”今人说:“人类历史,永无重复。”我们把两说混合起来,就成为摆线式与螺旋式。

凡人无论思想方面或行为方面,都是依着力学规律,以直线进行,然其结果,所表现者,乃是曲线,不是直线,这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向前进行之际,受有他力牵引,而两力又相等,遂成为圆形。古人说:“循环无端。”环即圈子即是说:宇宙一切事物之演进,始终是循着一个圈子,旋转不已。这个说法,可举例来说明:假如我们在地球上面,无论东西南北,任取一直线向前进行,无丝毫偏斜,结果仍回到原来之地点,因为我们站在地面,是被地心力吸着的,开步向前走,是摆脱地心吸力,而以离心力向前进行,然而仍被地心力吸着。由离心力向心力两相结合,其路线遂成为圆形,而回到原来之地点,任走若干遍,俱是如此,足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然而世界之进化,则不为圆周形,而为摆线形或螺旋线形。

什么是摆线呢?我们取一铜元,在桌上滚起走,其圆周所成之线,即摆线。铜元能滚者,力也,滚过的地方,空间也,不断的滚者,时间也。铜元旋转不已,周而复始,是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其路线,一起一伏,对直前进,是谓“永无重复”。宇宙事物之演进,往往有此种现象,如日往月来,寒往暑来,周流不息,是为“循环无端”,然而日月递更,寒暑代运,积之则为若干万万年,虽是循环不已,实是前进不已,这算是摆线式的进化。

有人说:“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。”又有人说:“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。”殊不知:物质与意志,是互相支配的。欧洲机器发明而后,工业大兴,人民的生活情形,随之而变,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,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,发明家费尽脑力,机器才能出现,工业才能发达,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。这类说法,与英雄造时势、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,有了物理、数学等科,才能产生牛顿;有了牛顿、物理、数学等科,又生大变化。有了咸、同的时势,才造出曾、左诸人;有了曾、左诸人,又造出一个时势,犹如鸡生蛋,蛋生鸡一般,看起来是辗转相生,其实是前进不已。后之蛋,非前之蛋,后之鸡,非前之鸡,物质支配人的意志,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,时势造英雄,英雄又造时势,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。鸡与蛋和心与物,都是一物体之两方面,鸡之外无蛋,蛋之外无鸡,心之外无物,物之外无心,二者之进化,都等于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来,有点像摆线式的进化。

我们细加研究,即知日往月来,寒往暑来,和鸡生蛋,蛋生鸡这类现象,是纯粹的摆线式进化,因为日月也,寒暑也,鸡与蛋也,状态始终如一,等于一个铜元之状态始终如一,其画出之线,一起一伏,也始终如一,唯英雄造出的时势,较造英雄的时势,更为进步,物质与意志,辗转支配,也是后者较前者为进步。其现象则为历时愈久,社会文明愈进步,而政治家和科学家之智能,亦愈进步,其形式与摆线式微异,而为螺旋线的进化。

什么是螺旋线呢?我们手执一块直角三角板,以长边为轴,旋转一周,所成体积,即是圆锥体。假如用圆锥体的钻子去钻木头,这钻子所走的路线,即是螺旋线,竖的方面越深,横的方面越宽,世界即是以此种状态而进化的。我们取一节竹子,用一针在竹上横起画一圈,此针本是以直线进行,然而始终是在这个圈上旋转不已,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假设此针进行之际,有人暗中把竹子轻轻拖起走,则此针画出之线,绝不能与经过之路线重合, 是之谓“永无重复”。针之进行是力,画出之圈是空间,其拖起走,则属乎时间,但世界进化,不是在竹子上画,乃是在笋子画圈,乃是从尖笋起走,有人持笋尖拖之,其线越画越长,圈子越画越大,因笋子即圆锥形也。

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,成汤时三千国,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,春秋时二百四十国,战国时,只有七国,到了秦始皇时,天下就一统了。其现象是:历时越久,国之数目越少,其面积越大,这即是竖的方面越深,横的方面越宽,是为螺旋式进化。竖的方面者,时间也;横的方面者,空间也。现在五洲万国的形势,绝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由进化趋势看去,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所异者,从前是君主时代,嬴秦混一,有一个皇帝高踞其上,现在是民主时代,将来全球混一,是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。

宇宙事事物物之演变,都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作用生出来的,有一力以直线进行,同时又有一相反之力牵制之,遂不得不做回旋状态,而又前进不已,即成为摆线状态或螺旋线状态。日月迭更,寒暑代运,鸡与蛋辗转相生,是未掺有人类意志的,只是循着自然之道而行,故依摆线式进化,始终如一;机器与时势,是掺有人类意志,而人类天性,是力求进步的,故依螺旋式进化,历时愈久,路线愈扩大。国际之关系,全是人类的意志作用,所以依螺旋式进化,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人类是日求进步的,社会是日益文明的,全球混一,特文明进步之一幕耳。全球混一后,社会文明,又依螺旋式前进,而无有终止,其现象亦犹日月迭更,寒暑代运,依摆线式前进,而无有终止也。

人事千变万化,都是由离心向心二力生出来的,离心者,力之向外发展也,向心者,力之向内收敛也,发展到极点,则收敛,收敛到极点又能发展,此即古人所说,盈虚消长,循环无端也。以虚为起点,由是而发展则为长,发展到极点则为盈,到了极点即收敛而为消,收敛到极点则为虚,由虚而又为长,为盈,为消,为虚,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春夏秋冬,即盈虚消长之现象也。春者长也,夏者盈也,秋者消也,冬者虚也。一部《易经》和老子《道德经》,俱是发明此理,所谓物极必反也。所以宇宙间事事物物,都是正负二力,互为消长,此古人治国,所以有一张一弛之说也。嬴秦苛虐,汉初则治之以黄老,刘璋暗弱,孔明则治之以申韩,都是顺应此种趋势的。

我们合古今事变观之,大约可分三个时期:以婚姻制度言之,上古时男女相交,生出之子女,知有母而不知有父,这个时候的婚制,离心力胜过向心力,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制定婚制,子女婚姻,由父母主持,一与之齐,终身不改,向心力胜过离心力,是为第二时期。现在已入第三时期了,某女不必定嫁某男,而某男之爱情,足以吸引她,某男不必定娶某女,而某女之爱情,足以吸引他,离心向心二力,保持平衡,就成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。此种婚制,本带得有点回旋状态,许多青年,看不清此种趋势,以为应该恢复到上古那种相交状态,就未免大错了。

人民的自由,也可分三个时期。上古人民,穴居野处,纯是一盘散沙,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受君主之压制,言论思想,极不自由,是为第二时期。经过一番革命,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,是为第三时期。自力学方面言之,第一时期,离心力胜过向心力,第二时期,向心力胜过离心力,第三时期,向心离心二力,保持平衡。第三时期中,掺得有第一时期的自由,带得有点回旋状态。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,看见此种回旋趋势,误以为应当恢复第一时期,所以他的学说,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,以返于原始自然为第一要义。他说:“自然之物皆善,一入人类之手,乃变而为恶。”他的学说,有一半合真理,有一半不合真理。因其有一半合真理,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。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,所以法国革命实行他的学说,酿成非常的骚乱,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,卒至政府之干涉与人民之自由保持平衡,法国方能安定。

民主主义流行久了,法西斯主义之独裁,因而出现,这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之表现。自墨索里尼倡出法西斯主义后,希特勒和日本军阀,相继仿效,因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,其独裁制度,已越过时势之需要,可断言:此种独裁制,不久必将倒毙,另有一种制度代之。此种制度,一定是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种结合而成的。

人类分配资财的方法,也分三个时期。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,犹如初生小儿,不知欺诈,不知储蓄,只有公共的资财,并无个人的私财,这是有公而无私,是为第一时期。再进化,人类知识进步,自私自利之心,日益发达,把公共的资财攘为个人私有,这是有私而无公,是为第二时期。再进化,人类知识更进步,公私界限,有明了认识,把公有的资财归之社会,私有的资财归之个人,公与私并行不悖,是为第三时期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,是第二时期之末,第三时期之始。关于经济方面,应该把公私界限划分清楚,公者归之公,私者归之私,社会才能相安无事。

中国从前,自诩为声明文物之邦,以为周公的制度和孔孟的学说好到极点,鄙视西欧,不值一顾,此为第一时期。自甲午、庚子两役而后,骤失自信力,以为西洋的制度和学说,无一不好到极点,鄙视中国,不值一顾,此为第二时期。至今则入第三时期了,既不高视西洋,也不鄙视中国,总是平心考察,是者是之,非者非之,这是折中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我国初与欧人接触,庞然自大,以为高出外国之上。自从两次战败,遂低首降心,屈处列强之下。到了第三时期,我国与列强立于平等线上,这也是折中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

总之,世界进化,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,处在某一时期,各种现象,都是一致,犹如天寒则处处皆寒,天热则处处皆热。现在帝国主义盛行,同时资本主义也盛行,而工商界也就有汽车大王、煤油大王、钢铁大王、银行大王等出现,民族间就有自夸大和民族是最优秀民族,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民族,凡此种种都是第二时期残余之说。跟着就入第三时期,帝国主义消灭,资本主义消灭,工商界某某大王和某某最优秀民族,这类名词也消灭,这是必然的趋势。所以主持国家大计者,必须看清世界趋势,顺而应之,如其不然,就会受天然之淘汰。

八、达尔文学说之修正

我同友人谈及达尔文,友人规诫我道:“李宗吾,你讲你的厚黑学好了,切不可涉及科学范围。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,他的种源论,是积数十年之实验,把昆虫草木,飞禽走兽,一一考察遍了,证明不错了,才发表出来,是有科学根据的。你非科学家,最好是不涉及他,免闹笑话。”我说道:“达尔文科学家,难道我李宗吾不可称科学家吗?二者相较,我的学力,还在达尔文之上,何以故呢?他的种源论,是说明禽兽社会情形,我的厚黑学,是说明人类社会情形。他研究禽兽,只是从旁视察,自身并未变成禽兽,与之同处,于禽兽社会情形,未免隔膜,我则居然变成人,并且与人同处了数十年,难道我的学力,不远在达尔文之上?达尔文在禽兽社会中,寻出一种原则,如果用之于禽兽社会,我们尽可不管,而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,我们当然可以批驳他,人类社会中,寻得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,禽兽社会中,寻不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,足证两种社会截然不同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用于人类社会。”

今人动辄提科学家三字,恐吓我辈普通人,殊不知科学家聪明起来,比普通人聪明百倍,糊涂起来,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。牛顿可称独一无二的科学家,他养有大小二猫,有天命匠人在门上开一大一小二洞,以便大猫出入大洞,小猫出入小洞。任何人都知道:只开一大洞,大小二猫俱可出入,而牛顿不悟也,这不是比普通人糊涂百倍吗?牛顿说:地心有吸力,我们固然该信从,难道他说“大猫出入大洞,小猫出入小洞”,我们也信得吗?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学说,不能不慎重审择,谨防他学说里面藏牛顿的猫洞。

因为科学家有时比普通人糊涂百倍,所以专家之学说,往往不通,例如,斯密士岂非科学家,而他的学说就不通。我辈之话,不足为证,难道专家之批评,都不可信吗?……呜呼,诸君休矣,举世纷纷扰扰,闹个不休者,皆达尔文、斯密士……诸位科学家之赐也。

达尔文讲竞争,一开口,即是豺狼也,虎豹也;鄙人讲厚黑,一开口,即是曹操也,刘备也,孙权也。曹刘诸人,是千古人杰,其文明程度,不知高出豺狼虎豹若干倍,他且不论,单是我采用的标本,已比达尔文采的标本高得多了。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,是虎狼世界,基于鄙人的学说造出的世界,是极文明的世界,达尔文可称科学家,鄙人当然可称科学家,不过达尔文是生物学的科学家,鄙人是厚黑学的科学家罢了。

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,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、飞禽走兽,都研究完了,独于他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,未曾研究,所以他的学说,就留下破绽。请问什么是高等动物?答曰:就是达尔文本身,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,把自己心理和行为忽略了,所以创出的学说,不能不有破绽。

达尔文实验室中,有个高等动物,他既未曾研究,我们无妨替他研究,达尔文一生下地,我们就用采集动物标本的法子,把他连儿带母活捉到中国来,用中国的白米饭把他喂大,我们用达尔文研究动物的法子,从旁视察一直到他老死,就可发现他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。

达尔文一生下地,就拖着母亲之乳来吃,把母亲的膏血吸入腹中,如不给他吃,他就大哭不止,哭着要吃,这可说是生存竞争,从这个地方视察,达尔文的学说莫有错;长大点能吃东西了,母亲手中拿一糕饼,他见了伸手来索,母亲不给他,放在自己口,留半截在外,他立会伸手,把糕饼从母亲口中取出,放在他的口中。母亲抱着他吃饭,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碗,如不提防,即会坠地打烂,这种现象,也是生存竞争,达尔文的也莫有错;若是再大点,自己能端碗吃饭了,他一上桌,就递一个空碗,请母亲与他盛饭,母亲面前,现放着满满一碗饭,他再不去抢了,竞争的现象,忽然减少,岂非很奇的事吗?再大点,他自己会往甑中盛饭,再不要母亲与他盛,有时甑中饭不够,他未吃饱,守着母亲哭,母亲把自己的饭分半碗与他吃,他才好了,母亲不分与他,他断不能去抢;更大点,饭不够吃,母亲把自己碗中的饭分与他吃,他不要,他自己会拿囊中之钱在街上买食物来吃。到了此时,竞争的现象,一点莫有,岂不更奇吗?这是小孩下地时,只看见母亲身上之乳,大点即看见母亲碗中之饭,再大点即看见甑中之饭,更大点即看见街上之食物;不特此也,达尔文长大成人,学问操好了,当大学教授了,有穷亲友向他告贷,他就慨然给予,后来金钱充裕,还拿钱来做慈善事业或谋种种公益,这种现象,与竞争完全相反,岂非奇之又奇?于此我们可以定出一条原则:“同是一个人,知识越进步,眼光越远大,竞争就越减少。”达尔文著书立说,只把当小孩时哭食母亲之乳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这类事告诉众人,不把他当教授时施舍金钱、周济家人,做慈善事业这类事告诉众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一。

达尔文当小孩时抢夺食物,有一定的规律,就是“饿了就抢,饱了就不抢”。不惟不抢,并且让他吃,他都不吃。但有一个例外,见了好吃的东西,母亲叫他不要多吃,他不肯听,结果多吃了不消化,得下一场大病。由此知食物以饱为限,过饱即有弊害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二条原则:“竞争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,超过需要以上,就有弊害。”达尔文只说当小孩时,会抢夺食物,因而长得很肥胖,并不说因为食物多了反得下病,于是达尔文之竞争,遂成了无界域之竞争,欧人崇信其说,而世界遂纷纷大乱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二。

达尔文说:“万物都是互相竞争,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,竞争还不激烈,唯有同类之越相近者,竞争越激烈。虎与牛竞争,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,狼与羊竞争,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,欧洲人与他洲士人竞争,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。”他这个说法,证以第一次欧洲大战,诚然不错,但是达尔文创出这种学说,他自己就把他破坏了。达尔文的本传上说:“1858年,他的好友荷理士,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,请他代为刊布,达尔文读这篇论文,恰与自己十年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,自己非常失望。落在别人,为争名誉起见,一定起嫉妒心,或者会湮没他的稿子,乃达尔文不然,直把这篇论文与黎埃儿和富伽二人发布。二人知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,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著为论文,于1858年7月1日,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布,于是全国学者,尽都耸动。”“本传之言如此,在替他作传的人,本是极力赞扬他,实际上是攻击他,无异于说:他的学说,根本不能成立。”何以故呢?他与荷理士同是欧洲人,较之他洲人更相近,同是英国人,较之其他欧洲人更相近,并且同是研究生物学的人,较之其他朋友更相近,荷理士的著作,宣布出来,足以夺去达尔文之名,于他最有妨害,达尔文不压抑他,反替他宣布,岂不成了同类中越相近越不竞争吗?达尔文是英国人,对于同类,能够这样退让,何以欧战中,那些英国人,竞争那么激烈?我们可以定出第三条原则:“同是一国的人,道德低下者,对于同类,越近越竞争,道德高尚者,对于同类,越近越退让。”达尔文不把自己让德可风的事指示众人,偏把他本国侵夺同洲同种的事指示众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三。

达尔文说:“竞争愈激烈,则最适者出焉。”这个说法,又是靠不住的,第一次欧战之激烈,为有史以来所未有,请问达尔文:此次大战结果,哪一国足当最适二字?究其实战败者和战胜者,无一非创痛巨深。他这个学法,岂非毫无征验?乃返观达尔文不与荷理士竞争,反享千古大名,足当表后,他又继续研究,于1859年11月发布《种源论》,从此名震全球。荷理士之名,几乎无人知道,这是由于达尔文返而自奋,较荷理士用力更深之故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四条原则:“竞争之途径有二:进而攻人者,处处冲突,常遭失败,返而自奋者,不生冲突,常占优胜。”达尔文不把自己战胜荷理士之秘诀教导众人,偏把英国掠夺印度的方法夸示天下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四。

有人问:我不与人竞争,别人要用强权竞争的策略,向我进攻,我将奈何?答曰:这是有办法,我们可以定出第五条原则:“凡事以人己两利为主,二者不可得兼,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,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。”有了这条原则,人与我双方兼顾,有人来侵夺,我抱定“不损己”三字做去,他能攻,我能守,他又其奈我何?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五。

达尔文说,人类进化,是由于彼此相争,我们从各方面考察,觉得人类进化,是由于彼此相让。因为人类进化,是由于合力,彼此能够相让,则每根力线,才能向前直进,世界才能进化。譬如,我要赶路,在路上飞步而走,见有人对面撞来,我当侧身让过,方不耽误行程。照达尔文的说法,见人对面撞来,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,沿途有人撞来,沿途推翻,遇着行人挤作一圈,我就从中间打出一条路,向前而走。请问世间赶路的人,有这种办法吗?我们如果要讲“适者生存”,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,才是适者,才能生存。由达尔文的眼光看来,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,由我们的眼光看来,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,试入森林一看,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,叶叶相让,所有树枝树叶,都向空处发展,厘然秩然。树木无知之物,都能彼此相让,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之天然性,因为不相让,不能发展,凡属生物皆然。深山禽鸟相鸣,百兽聚处,都是相安无事之多,彼此斗争之时少。我辈朋友往还之际,也是相安无事之时多,斗争之时少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六条原则:“生物界相让者其常,相争者其变。”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,似乎莫有对,事势上遇着两相冲突的时候,我们该取法树枝树叶,向空处发展。王猛见于桓温,而改仕苻秦,恽寿平见了王石谷之山水,而改习花卉,皆所谓向空处发展也。大宇宙之中,空处甚多,也即是生存之方法甚多,人与人无须互相争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六。

依达尔文的说法,凡是强有力的,都该生存,我们从事实上看来,反是强有力者先消灭。洪荒之世,遍地是虎豹,它的力比人更大,宜乎人类战它不过了,何以虎豹反会绝迹?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,德皇势力最大,宜乎称雄世界,何以反会失败?袁世凯在中国势力最大,宜乎成功,何以反会失败?有了这些事实,所以达尔文的学说,就发生疑点。我们细加推究,即知虎豹之被消灭,是由全人类都想打它,德皇之失败,是由全世界都想打他,袁世凯之失败,是由全中国都想打他。思想相同,就成为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虎豹也,德皇也,袁世凯也,都是被合力打败的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七条原则:“进化由于合力。”懂得合力的就生存,违反合力的就消灭,懂得合力的就优胜,违反合力的就劣败。像这样的观察,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,反在天然淘汰之列。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七。

达尔文的误点,可再用比喻来说明:假如我们向人说道:“生物进化,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地长大。”有人问:“小儿如何会长大?”我们答道:“只要他不死,能够生存,自然会长大。”问:“如何才能生存?”答:“只要有饭吃,就能够生存。”问:“如何才有饭吃?”我们还未回答,达尔文从旁答道:“你看见别人有饭,就去抢,自然就有饭吃,吃得越多,身体长得越快。”诸君试看:达尔文的答案,错莫有错?我们这样的研究,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莫有错,说进化由于生存莫有错,说生存由于食物也莫有错,唯最末一句,说食物由于竞争就错了。我们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。问:“怎样修正?”就是通常所说的:“有饭大家吃。”平情而论,达尔文教人竞争,无有限度,固有流弊,我们教人相让,无有限度,也有流弊。问:“如何才无流弊?”我们可以定出第八条原则:“对人相让,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,对人竞争,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。”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八。

综而言之,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,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公例施之人类,则是返人类于禽兽,这自违进化之说,而况乎禽兽相处,亦未必纯然相争也。他的学说,可分两部分看。他说“生物进化”,这部分是指出事实。他说“生存竞争,弱肉强食”,这部分是解释进化之理由,事实莫有错,理由错了,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,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,殊不知:进化之原因多端,相争能进化,相让能进化,不争不让,返而致力内部,也能进化。又争又让,改而向空处发展,也能进化。其或具备他种条件,如克鲁泡特金所谓互助,我们所谓合力,也未尝不能进化。达尔文置诸种原因于不顾,单以竞争为进化之唯一原因,观察未免疏略。兹断之曰:达尔文发明“生物进化”,等于牛顿发明“地心吸力”,是学术界千古功臣,唯有他说“生存竞争”,因而倡言“弱肉强食”,流弊无穷,我们不得不加以修正。

九、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

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也与达尔文相同,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状况,律之人类社会,故其说有流弊。克鲁泡特金,因为要指驳达尔文之错误,特别在满洲、西比利亚一带,考察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状况,发明互助说,以反驳达尔文之互竞说。他能注意到人类,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。然而原始人的社会,与文明人的社会,毕竟不同,且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,也是从旁观察,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,而我辈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,与之同居处若干年,所以我辈能发现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而指出其流弊。

原始人类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念,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,从原始社会得来,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。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可分两部分看,他主张互助不错,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。

生物之进化,好比小儿一天一天地长大,由昆虫,而禽兽,而野蛮人,而文明人,好比吾人,由婴孩,而少年,而壮年。达尔文研究生物,以动物为主,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,故倡“互竞说”。克鲁泡特金研究者,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,较动物更进化了,是小孩更大了点,不抢母亲口中食物,只请母亲与他盛饭,故倡“互助说”。至于长大成人,独立生活的现象,他二人都未看见。

一个国家之进化,也好比小孩一天一天地长大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弱肉强食,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。后来进化了,汉弃珠崖,是母亲分饭与他吃,他都不要。再进化,到了明初,郑和下南洋,各国纷纷入贡,希望得到中国的赏赐,这是穷亲友来告贷,慨然给予。再进化,到了明季和清朝,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,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,等于做慈善事业,把贫人子弟收来,给以衣食,延师训读一般。我国进化程度,历历如绘。

西洋开化,比我国迟两千多年,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故其弱肉强食,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,而达尔文之互竞说,遂应运而生。要防小孩抢夺食物,不得不用专制手段,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,希特勒之治德意志,与商鞅之治秦绝似,而皆收同一之效果,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,仍复厉行专制,二世而亡,这是世界更进化,等于身体长大了,再穿小孩衣服,不得不破裂;文景之世,政尚宽大,号称郅治,这是儿子长大了,父母不加干涉,他能独立成为好人。后来历代常有变乱,这是儿子长大成人,父母过于放纵,遂日流于非的缘故。然因其日流于非,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,待长大成人之儿子,则又不可。故今之治国者,如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,直是师法商鞅,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,是谓违反进化,是谓开倒车。

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很抱悲观,这未免误解。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,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,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,这是不可的。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,须母亲与之盛饭,这也是不可的。今即长大成人矣,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人人能独立矣,故此时治国者,当采用合力主义。譬如射箭,悬出一个箭垛,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,是之谓合力。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当采用此种方式,悬出一定之目的,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根根独立,直向目的物射去,你不妨害我之路线,我也不求助于你,彼此不相冲突,不相倚赖,这种办法,才适合我国现情。非然者,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,势必压制他人,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,而冲突之事以起;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,势必借助他人,养成倚赖性,而自己不能独立,于我国现情俱不合。

达尔文说:互竞为人类天性,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,这条公例,算是他自己破坏了。克鲁泡特金说:互助为人类天性,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。请问:人类天性既是互助,为甚克鲁泡特金,要讲无政府主义,想推翻现政府,而不与政府讲互助?为甚政府要处罚他,推之下狱,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?有了这种事实,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不能不加以修正。

古人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故考察事物,非置身局外,不能得其真相。我辈是人类,站在人类社会之中,去考察人类,欲得真理,诚有不能。达尔文用的方法,是因人为动物之一,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,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,论理本是对的,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不无流弊。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,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,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,不能见庐山真面目,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,置身旁观地位,寻出一种原则,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,论理也是对的,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也有流弊。

婴儿在母胎,成形之初,其脑髓像鱼蛙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,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, 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,大人则皱纹多,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,文明人则皱纹多。小儿下地之初,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,故其抢夺食物,与禽兽相似,稍大点,脑筋之简单类似于原始时代的人,故其天真烂漫,也与原始人类相似。然而禽兽之脑筋,与人类有异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于人类;原始人类之脑筋,与文明人有异,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不适用于文明社会。

禽兽进化为人类,故人类行兽性,然既名之曰人,则兽性之外,还有一部分人性,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,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。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,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,然既成为文明人,则原始状态之外,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,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,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。禽兽有竞争,无礼让,人类是有礼让的,达尔文所忽略的,是在这一点。原始人类,浑浑噩噩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文明人则有组织,有政府,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。

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,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,有两个方法:(1) 一部二十四史,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,我们熟察历史事迹,即可发现人类心理真相,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;(2)凡物体,每一分子的性质, 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,社会是积人而成的,人身是礼会之一分子,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,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。

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,采用互助主义,也有流弊,必须采用合力主义。人身之组织,既是合力主义,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,每一细胞都有知觉,等于国中之人民,大脑等于中央政府,全身神经,都可直达于脑,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,每人的力线,都可直达中央,成为合力之政府。目不与耳竞争,口不与鼻竞争, 手不与足竞争,双方之间非常调协,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;目不需耳之帮助而能视,口不需鼻之帮助而能言,手不需足之帮助而能执持,个个独立,自由表现其能力,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,也用不着。目尽其视之能力,耳尽其听之能力,口鼻手足,亦各尽各之能力,把各种能力,集合起来,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,是之谓合力主义。我国古人有曰:“以天下人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。”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。

国有中央政府,有地方政府,人身亦然。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,脚政府报告脑政府,立派右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万一右手被蚊子咬,自己无法办理,报告脑政府,立派左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有时睡着了,脑政府失其作用,额上被蚊子咬,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,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, 脑政府还不知道。耳鼻为寒气所侵,温度降低,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,输送血液来救济,于是耳鼻就呈红色。万一天气太寒,输送许多血液,寒气仍进逼不已,各地方政府协商道:“我们再输送血液去,仍无济于事,只好各守防地,把输送到耳的血液,与他截留了。”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。

我说至此处,定有人起而质问道:“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,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,他的学说,何尝会错?”我说道:他讲的互助不错,错在无政府主义,必须有了政府,才能谈互助,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。举例来说:前清时,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,这可说是互助了,清朝政府一倒,协饷即停止,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。并且清朝政府一倒,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,由此知:在无政府之下,只能发生互竞的现象,断不会发生互助的现象。

人身有中央政府,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,脑中记忆的事,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,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,施催眠术的人,是蒙蔽了中央政府,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,所以人在催眠中,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,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。疯人胡言乱语,这是脑政府受病,中央政府失了作用,省县市区政府,乱发号令。所以疯人说的话,都是他平日的事,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,故话不连贯;夜间做梦,是中央政府休职,各处政府的人,跳上中央舞台来了,人一醒,中央政府复职,他们立即躲藏。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,故梦中的事,也能略记一二。我们可以说:疯狂和做梦,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。

古来亡国之时,许多人说要死节,及到临头,忽然战栗退缩。因为想死节,足出于理智,从脑中发出,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;战栗退缩,是肌肉收缩,是全国人民不愿意。文天祥一流人,从容就死,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,人民与中央政府,业已行动一致了,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,及至美色当前,又情不自禁,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,情不自禁,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。我们走路,心中想朝某方走,最初一二步注意,以后即无须注意,自然会向前走去,这回是中央政府发布号令后,人民依着命令做去,如果步步注意,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,那就不胜其烦了。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,都是这个原因。古人作诗,无意中得佳句,疑有神助。大醉后写出之字,比醒时更好,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,遇有事来,不需中央指挥,人民自动做出之事,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。心理学书上,有所谓“下意识”者,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。

理智从脑而出,能辨别事理,情欲从五官而出,是盲目的,故目好色,耳好声,身体肌肤好愉快,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。古代哲学家,如希腊的柏拉图等,和中国的程朱等,都是崇奉理智,抑制情欲。例如程子说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”又把韩昌黎“臣罪当诛,天王圣明”二语,极力称赞,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,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,与暴君之专制是一样。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,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。后来君主打倒了,民主主义出现,同时学说上也盛行情欲主义,纵肆耳目之欲,无所谓理智,等于政治上之暴民专制。我们读历史,看出一种通例:君主专制,政府压制人民,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,民主时代,人民敌视政府,同时哲学家即重情欲而轻理智。

据上面之研究,可知身体之组织,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,我们反观吾身,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,即知道:我们创设一种学说,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,不能凭着脑之空想,以虐苦五官百骸,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,而不受理智之裁判。建设一个国家,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,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;而为人民者,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。吾身之组织,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,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,与五官百骸,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。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,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,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,政府与人民,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。能这样地办理,即是合力主义,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,而与天然之理相合。

十、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

宇宙之力,是圆陀陀的,周遍世界,不生不灭,不增不减,吾人生存其中,随时都可看见,行人看见一端,即可发明一条定理。例如看见苹果坠地,即发明万有引力,看见壶盖冲动,即发明蒸汽,看见磁铁功用,即发明指南针,看见死蛙运动,即发明电气,种种发明,可说是同一源。因为苹果坠地,是力之内敛作用,壶盖冲动,是力之外发作用,磁气电气,是力之内敛外发两种作用。达尔文看见此力向外发展,有如水然,能随河岸之曲折,而适应环境,向前流去,故创进化论。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,能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,故说凡物有遗传性。此外种种科学,与夫哲学上种种议论,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。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,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,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,为物虽不同,其实都在树上摘下来的。所以百家学说,归于一贯,中西学说,可以相通。

我国《周易》一书,一般人都说它穷造化之妙,宇宙事事物物,都逃不出易理,这是什么原因?因为《易经》所说的道理,包含有力学原理,宇宙事事物物,既逃不出力学规律,所以就逃不出《易经》所说的道理。我们如就卦爻来解说,读者未免沉闷,兹特另用一个法子来说明:

假定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位圣人都是现在的人,我们把他四位请来,对他们说道:现在西洋的科学,很进步了,一切物理,都适用力学规律,我们想把力学原理编译成一部书,不惟用在物理上,并且要应用到人事上。我们订有一个编译大纲,你们照此编译。(1)西洋的力字,译作气字,正负二力,译作阴阳二气。(2)发散的现象,用阳字表示,收敛的现象,用阴字表示。(3)正负二力相等时,阳阳二电中和时,俱是寂然不动的。这种现象,译作“太极”:它动作时候,有发散两种现象,称之曰“两仪”。(4)由内向外发展,称之曰“其动也辟”,辟是开放之意;由外向内收缩,称之曰“其静也翕”,翕是收合之意。(5)凡物运动,都是以直线进行,若不受外力,它是一直永远前进的,因此可下一定例曰“其动也直”,直是不弯曲之意;凡物静止的时候,若不受外力,它是永远静止的,因此可下一定例曰“其静也专”,专是不移易之意。(6)正负力变化,有八种状态,可把它描画下来,名之曰八卦,又把这八卦错综变化起来,把它所有的变态,穷形尽致地表示出来。(7)每一卦作一说明书,把宇宙事事物物的变态包含其中,使读者能够循着轨道推往知来。(8)这部书言盈虚消长之理,由虚而长而盈,是发散作用,由盈而消而虚,是收缩作用,可定名为《易经》。易有变易、交易两解,经字即常字之意,使人见了“易经”二字,即知书中所说的,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常理,换言之,即是正负二力变化的规律。以上八条,即是我们所订的编译大纲。他们果然这样做去,把书做成了,各书坊都有发售,阅者试读一部,检查一下,看与编译大纲合不合,即知与力学规律合不合。

我们说:周易与力学相通,更可引严又陵之言为证。严译《天演论》,曾说道:“夫西学之最切实而可以御蕃变者,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。而吾《易》则名数以为经,质力以为纬,而合而名之曰《易》,大宇之内,质力相推,非质无以见力,非力无以呈质,凡力皆乾也,凡质皆坤也。”奈顿(牛顿)之三例,其一曰:“静者不自动,动者不自上,动路必直,速率必均。”此所谓旷古之虑,自其例出,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。而《易》则曰:“乾,其静也专,其动也直。”后二百年,有斯宾塞尔者,以天演自然言化,著书造论,贯天地人而一理之,此亦晚近之绝作也。其为天演界说曰:“翕以合质,辟以出力,始简易而终杂糅。”而《易》则曰:“坤,其静也翕,其动也辟。”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,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。凡动必复之说,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,而《易》不可见,乾坤或几乎息之旨,尤与热力平均、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,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?严氏之言如此,足为《周易》与力学相通之明证。

老子是周秦诸子的开山祖师,他在中国学术界之位置,等于西洋物理学中之牛顿。牛顿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,因创出万有引力的学说。其实这种现象,老子早已看见了。他说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以一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天无以清将恐裂,地无以宁将恐发,神无以灵将恐歇,谷无以盈将恐竭,万物无以生将恐灭,侯王无以贞而贵将恐蹶。”老子的意思,即是说:天地万物,都有一个东西把它拉着,如果莫得那个东西,天就会破裂,地就会发散,神就会歇绝,谷就会枯竭,万物就会消灭,侯王就会倒下来。看他连下“裂发歇竭灭蹶”六个字,都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, 也即是离心力那个“离”字的代名词,可见牛顿所说的现象,老子早已看见。牛顿仅仅用在物理上,老子并且应用到人事上,他的观察力,何等精密!他的理想,何等高妙!

近代的数学,以X代未知数,遇着未知物,也以X代之,如X光线是也。古代的数学,以一代未知,故中国古代的天元数,和西洋古代的借根方,都是以一代未知数,老子看见万物都向内部牵引,不知是个什么东西,只好名之为一。

老子说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,寂兮寥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下母,吾不知其名。”又说:“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抟之不得名曰微,此三者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。”又说:“湛兮似或存,吾不知谁之子,象帝之先。”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,值得老子如此赞叹? 如今科学昌明了,我们仔细研究,才知他所说的,即是向心离心二力稳定时的现象,也即是阴电阳电中和时的现象。他看见有一个浑然的东西,本来是寂然不动的,一动作起来,就非常奇妙,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这一个东西,动作起来,就生出一发散、一收缩两个东西,由这两个东西,就生出第三个东西,由此辗转相生,就生出千万个东西了。

数学上用X或“一”字代未知数,是变动不居的,可以代此数,又可代彼数,故用“一”字代未知物,可以代此物,又可代彼物。我们研究老子书中的“一”字共有两种。他说“天得一以清”的“一”字,是指万物向内部牵引之现象而言。他说“一生二,二生三”的“一”字,是指离心向心二力稳定时现象,也即是阴阳二电中和时之现象。我们这样的研究,老子书中的“一”字就有实际可寻了。

西人谈力学,谈电学,都是正负二者,两两对举;老子每谈一事,是把相反之二者,两两对举。如云: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。”有无难易对举。“虚其心,实其腹,弱其志,强其骨。”虚实强弱对举。他如:言静躁,言雌雄。言洼盈等,无一非两两对举,都是描写发散和收缩两种状态。

正负二力,是互相消长的。老子知道:发散之后,跟着即是收敛,收敛之后,跟着即是发展,所以他说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,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他以为要想向外发展,必先向内收敛,因此他主张俭,主张啬,俭的结果是广,啬的结果是长生久视,俭与啬者收敛也,广与长生久视者发展也。一般人都说老子无为,其实误解了。他是要想有为,而下手则从无为做起走,故曰:“无为则无不为。”他的话,大概上半句是无为,下半句是有为。例如,“慈故能勇,俭故能广,不敢为天下先,故为成事长”等皆是。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去,即知他是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人事上。

我们生在今日,可以援用力学公例,老子那个时候,力学未成专科,当然无从援用,但老子创出的公例,又简单,又真确,即是用水作比喻,如“上善若水”、“江海能为百谷王”、“天下莫柔弱于水”等语,都是以水作比喻。水之变化,即是力之变化,他以水作比喻,即可说是援用力学规律。

学术是进化的,牛顿之后,出了一个爱因斯坦,发明了相对论,他的学说,比牛顿更进一步;老子之后,出了一个庄子,他的学说,也比老子更进一步。庄子虽极力推尊老子,然而却不甘居老子篱下,你看他《天下篇》所说,俨然在老子之外独树一帜,这是他自信比老子更进一步,才有那种说法。

庄子学说,与爱因斯坦酷似,所异者,一个谈物理,一个谈人事,爱因斯坦谈物理,从空间时间立论,庄子谈人事,也从空间时间立论。爱因斯坦名之曰相对,在庄子则为比较,从空间上两相比较,从时间上两相比较,比较即是相对之意,庄子和爱因斯坦,所走途径,完全相同。

庄子说:“泰山为小,秋毫为大。”又说:“彭祖为夭,殇子为寿。”这类话,岂不很奇吗?我们知道他是从比较立论,也就不觉为奇了。拿泰山和秋毫比较,自然泰山很大,秋毫很小;如拿恒星行星和泰山比较,泰山岂不很小吗?拿原子电子和秋毫比较,秋毫岂不很大吗?拿彭祖和殇子比较,自然殇子为夭,彭祖为寿;但是大椿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,拿彭祖与之比较,彭祖之命岂不很短吗?蜉蝣朝生暮死,木槿朝开暮落,拿殇子与之比较,殇子之命,岂不很长吗?庄子谈论事物,必从比较上立论,认为宇宙无绝对之是非善恶,世俗之所谓是非善恶者,乃是相对的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发明的原则,庄子谈论人事,早已适用了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必兼空间时间二者而言之,庄子学说亦然,泰山秋毫一类话,是从空间立论,彭祖殇子一类话,是从时间立论,所以说:庄子所走的途径,与爱因斯坦完全相同。

毛嫱西施,世人很爱她,而鱼见之则深入,鸟见之则高飞,同是毛嫱西施,人与鱼鸟之自身不同,则爱憎即异。骊姬嫁与晋献公,初时悲泣,后来又欢喜,同是骊姬,同是嫁与晋献公,时间变迁,环境改易,连自己的观察都不同。我们平日读庄子的书,但觉妙趣横生,今以爱因斯坦之原则律之,才知他的学说是很合科学的。

儒家的学说,把相对的道理忽略了,对于空间时间的关系,不甚措意,认为他们所定的大经大法,是万世不易的。庄子懂得相对的原理,故把儒家任意嘲笑,以为凡事须要看清空间时间的关系。儒家开口即谈仁义,庄子则曰:“仁义先王之蔽庐也,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。”此等见解,实较儒家为高。

儒家最重要的,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书,《中庸》“放之则弥六合”,是层层放大,“卷之则退藏于密”,是层层缩小,具备了发散收缩两种现象;《大学》亦然。《大学》说:“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,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,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,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,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”这是层层缩小。又说:“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这是层层放大。绘图如丁,阅之自明。孔子“上律天时,下袭水土”,仰观俯察,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得清清楚楚,所以创出的学说,极合自然之理,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遂成为儒家嫡派之书。

诚意之“意”字,朱子释之曰:“意者,心之所发也。”而明儒王一庵、刘蕺山、黄宗羲诸人,均谓,身之主宰为心,心之主宰为意,故曰:主意。其说最确,故可绘图如丁;西欧学说,无论利己主义,利人主义,均以“我”字为起,即是以“身”字为起点;中国则从“身”字推进两层,寻出“意”字,以诚意为下手功夫。譬之建屋,中国是把地上浮泥去了,寻出石底,方从事建筑;西人从“我”字起点,是在地面浮泥上建筑,基础未固,建筑愈高,倒塌下来,压毙之人愈多。所以由斯密士学说之结果,会酿成社会革命;由达尔文学说之结果,会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;如实行中国学说,绝无此流弊。(详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)

孔子问礼于老子,其学是从老子而来。老子曰:“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。”这是向内收敛。又曰:“无为则无不为矣。”这是向外发展。《中庸》“放之则弥六合,卷之则退藏于密”正是老子家法。老子又曰:“修之于身,其德乃真,修之于家,其德乃余,修之于乡,其德乃长,修之于邦,其德乃丰,修之于天下,其德乃普。”我们绘之为图,岂不与丁图一样?足知孔老学说,原是一贯。

仲尼祖述尧舜,《尧典》曰:“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,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,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,黎民于变时雍。”绘出图来,也与丁图一样,足知孔门学说,是尧舜家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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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图 诚正修齐治平图

西人讲个人主义的,反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。讲国家主义的,反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。讲社会主义的,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。个人即所谓我,社会即所谓天下。西人之我也,国家也,天下也,三者看为不相容之物,存其一必去其二。而中国之学说则不然,把此三者融合为一,细玩丁图,于三者之间,还要添一个家字,老子还要添一个乡字,看起来,并无所谓冲突。《礼记》曰:“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。”此种学说,何等精粹。自西人眼光看来,世界处处冲突,此强权竞争,优胜劣败之说所由来也。《中庸》曰: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处处取平行线态度,绝无所谓冲突。所以要想世界太平,非一齐走入中国主义这条路不可。

中西人士,聪明才智是相等的,不过研究的方法,稍有不同,西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物理,中国古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人事,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,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,创出物理上种种学说;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,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,创出人事上种种学说。然而物理上种种学说,逃不出力学规律,人事上种种学说,逃不出心理学。我们定出一条臆说:“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”即可将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,也即是将中西学说沟通为一。

中国古人所说上行下效,父慈子孝,与夫“绥之斯来,动之斯和”一类话,都含磁电感应原理,社会上一切组织,看似无有条理,而实极有条理,看似不科学,而实极合科学。本书所绘甲乙丙丁四图,纯是磁场现象,厘然秩然,可说中国古人是将磁电原理运用到人事上来了,西人则父子兄弟夫妇间的权利义务,都用簿式计算,以致人与人之间,冷酷无情,必灌注以磁电,才有一种祥和之气。

中国古人,喜欢说与天地合德、与天地同流一类话,初看去,不过些空洞的话,而今科学昌明了,大家都知道:所谓天体,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。古人窥见了真理,他说与天地合德同流,无异说:吾人做事,要与力学规律符合。

吾人做事,根于心理,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。水之变化,即是力之变化,古人论事,多以水作喻,可以说:都是援引力学规律。老子曰:“上善若水。”孔子在川上曰: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孟子曰:“源泉混混。”他如: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。”与夫“器方则水方,器圆则水圆”等说法,无一不取喻于水。孙子曰:“兵形像水,水之形避高而趋下,兵之形避实而击虚,水因地而制流,兵因敌而制胜,故兵无常形,水无常势。”故《孙子》十三篇,俱可以力学规律绳之。如本书第六章,举《孙子》所说:“吴人越人,舟济而遇风。”韩信背水阵,引孙子语:“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俱可本力学规律,绘图说明。

宋儒于《孔记》中,特别提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,程朱诸人,精研易理,于真理都有所窥见。周子太极图,俨然是螺旋式的回旋状况,所以宋儒之理学,能于学术上开一个新纪元。宋儒发明了理学,愈研究愈精微,到了明朝王阳明出来,他的学说风靡天下,我们只把阳明提出来研究即是了。他的学说,最重要者:(1)致良知;(2)知行合一。此二者均含力学原理。

(1)致良知。王阳明《传习录》说:“人的良知,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。”草木暂不说,请问瓦石是无生之物,良知安在?我们把瓦石加以分析,除了泥沙,别无他物,细加考察,即知它有凝集力,能把泥沙分子结合拢来,对于外物有一种引力,把瓦石向空抛去,它能依力学规律向下而坠。由此知:阳明所谓良知,不外力之作用罢了。阳明所说的良知,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,孟子指仁爱之心而言,只是一种引力,阳明则指是非之心而言,是者自必引之使近,非者自必推之使远,具有向心离心二力之作用,故阳明学说,较孟子学说圆满。我们这样的研究,即知阳明所谓致良知者,无非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而已。

(2)知行合一。阳明说: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,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他这个道理,可画根力线来说明。例如,我闻友人病重,想去看他。我心中这样想,即心中发出一根力线,直射到友人方面,我由家起身,即是沿着这根力线一直前进,直到病人面前为止。知友人病重,是此线之起点,故曰:“知是行之始。”走到病人面前,是此线之终点,故曰:“行是知之成。”两点俱在一根直线上,故曰:“知行合一。”一闻友病,即把这根路线画定,故曰:“知是行的主意。”画定了,即沿着此线走去,故曰:“行是知的功夫。”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,合为一事,把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五者合为一事,把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,都是用的这个方式,都是在一根直线上,从起点说至终点。

王阳明解释《大学·诚意章》“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”二句,说道:“见好色属知,好好色属行,只见好色时,已自好了,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,闻恶臭属知,恶恶臭属行,只闻恶臭时,已自恶了,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。”他这种说法,用磁电之理一说就明白了。“异性相引,同性相推”,是磁电的定例,能判别同性异性者,知也,引之推之者,行也。我们在讲室中试验,即知道:磁电一遇异性,立即相引,一遇同性,立即相推,并不是先把同性异性判定了,然后才去引之推之。知行二者,简直分不出来,恰是阳明所说“即知即行”的现象。

阳明说的“知行合一”乃是思想与行为合一,如把“知”字改为“思想”二字,更觉明了,因为人的行为,是受思想支配的。故阳明曰:“知是行的主意。”所以我们观察人的行为,即可窥见其心理,知道他的心理,即可预料其行为。古人说:“诚于中,形于外。”又说:“中心达于面目。”又说“根于心,见于面,盎于背,旋于四体”等语。我们下细研究,即知这些说法,很合力学规律。心中起了一个念头,力线一动,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公例,达于画目,跟着即见于行事。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,竟未见诸实行,这是什么缘故呢?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,把前线阻住了,犹如起身去看友人之病,行至中途,发生障故,路线被阻一般。此种现象,在阳明目中看来,仍与实行了无异,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实行,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,即等于行。故曰:知行合一。

阳明说:“见好色属知,好好色属行。”普通心理学,分知、情、意三者,这“好好色”,明明属乎情,何以谓之行呢?因为一动念,力线即射到色字上去了,已经是行之始,故阳明把情字看做行字,他说的“知行合一”乃是“知情合一”。所以我们要想彻底了解阳明学说,必须应用力学规律,根据他所说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,绘出一根直线,才知他的学说不是空谈,而是很合自然之理的。

十一、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

我国古代,不但哲学家的学说,合得到力学原理,就是大政治家的政策,也合得到力学原理,以春秋战国言之,其时外交上发生两大政策,第一是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,第二是苏秦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政策。这两大政策,俱合力学规律,故当时俱生重大的影响。管仲的政策是尊周攘夷,他提出“尊周”二字,九合诸侯,把全国力线集中于尊周之一点,内部力线,既已统一了,然后向四面打出,伐狄,伐山戎,伐楚,遂崛起而称霸了。春秋时楚国最强,齐自襄公之乱,国力微弱,远非楚敌,召陵之役,齐合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、诸国以击楚,是合众弱国以攻打一个强国,合得到力学上的合力方式,所以能取胜。后来晋文公合齐宋秦诸国以伐楚,也是师法管仲政策,采用合力主义。

苏秦合六国以攻强秦,这是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六国各发出一根力线,集中于攻打强秦之一点,其政策名曰合纵,是合六根力线,从纵的方向向强秦攻去,也是一种合力主义,故他的政策实行后,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。

诸葛孔明,是三代下第一个政治家,他的外交政策,是联吴伐魏,合两个弱国,攻打一个强国。史称:“孔明自比管仲乐毅。”孔明治蜀,略似管仲治齐,以之自比,尚属相似,请问孔明生平哪一点像乐毅,为甚以之自比?我们考《战国策》: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,率燕、赵、楚、魏、宋五国之兵以伐齐;孔明的《隆中对》,主张四和诸戎,南抚夷越,东联孙权,然后北伐曹魏,与乐毅和燕昭王那篇议论完全相似,可知孔明自比管乐,全是取他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这一点。这是孔明在南阳同诸名士研讨出来的政策,不过古史简略,只载“自比管仲乐毅”一句,未及详言之耳。后来孔明的政策成功,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,二人实际联合了,他正在写字,手中之笔都落了,由此知合力主义之厉害。

大凡列国纷争之际,弱小国之唯一办法,是采用合力主义,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,已经成了历史上铁则。而强国对付之唯一办法,是破坏他的合力主义,设法解散弱国之联盟,故六国联盟成功,秦即遣张仪出来挑拨离间,吴蜀联盟成功,曹操即设法使孙权败盟。

弱国能否战胜强国,以弱国之合力主义能否贯彻到底为断。齐合八国之师以伐楚,晋合四国之师以伐楚,燕合五国之师以伐齐,是合力到底,故能成功。苏秦合六国以抗秦,而六国自相冲突,故归失败;吴蜀联盟,中经孙权败盟,关羽被杀,后来虽重行联合,而势力大为衰减,故仍不能成功。

合力主义,不但施之外交,且应施之内政。齐桓公能够称霸,是由管仲作内政,寄军令,内部力线是一致的;孔明治蜀,内部力线也是一致的,故魏人畏之如虎。秦自商鞅而后,内部事事一致,六国既彼此相冲突,而各国内部复不讲内政,故秦兴而六国灭。管仲与宁鲍诸人,同心一德,合得到合力主义,故成功;苏秦有一个好友张仪,反千方百计,驱之入秦,违反合力主义,故失败。

主持国家大计,贵在把全国力线,根根都发展出来,集中于中央政府,用以对外,自然绰有余裕,所以身负国家重责的人,必须有笼罩万有的气象,古人云:“万方有罪,罪在朕躬。”即是此种气象,秦曰:“如有一介臣,断断猗,无他技,其心休休焉,其如有容焉,人之有技,若已有之,人之圣,其心好之,不啻如自其口出。”也是此种气象。刘邦豁达大度,能把敌人方面的韩信、陈平、黥布、彭越等诸人收为己用,智者尽其谋,勇者尽其力。项羽则局量狭小,不惟韩彭诸人容留不住,连一个忠心耿耿的范增也不能用。刘邦用众人之力,项羽用一己之力,故汉兴而楚灭。

武王曰:“纣有臣亿万,惟亿万心。”这是违反了合力主义。“予有三千,惟一心。”这是合乎合力主义,故武王兴而殷纣灭。他如光武之推心置腹,诸葛孔明之集思广益,都可谓之实行合力主义。

互竞主义,力线是横的,彼此相互冲突;互助主义,彼此虽不冲突,然力线仍是横的,成立不起政府,不得不流而为无政府主义。若行合力主义,则力线是纵的,可以成立政府,而力线则根根直达中央,彼此不相冲突。讲尼采的超人主义,其弊流于你死我活。讲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,其弊流于你活我死。最好是行合力主义,你与我大家都活。

我国治国之术,有主张用仁义感化的,其说出于孟子一派的儒家,建筑在性善说上面,性善说是一偏之见,故纯用仁义感化有流弊,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,其说出于申韩一派的法家,是建筑在性恶说上面,性恶是一偏之见,故纯用法律制裁,也有流弊。我们知道:心理依力学规律变化,无所谓善,无所谓恶,这是把性善说和性恶说合而为一,施之治国则一面用仁义感化,等于治水者之疏瀹,使之向下流去,一面用法律制裁,等于治水者之筑堤,不使其横流。治水者,既是疏瀹与筑堤并行不悖,以治国者仁义法律亦可并行不悖。水之变化,即是力之变化,用治水治民,断不会错。

世界之所以纷争不已者,实由互相反对之两说同时并行之故,而此相反对之两说,大都一则建筑在性善说上,一则建筑在性恶说上。例如个人主义经济学之鼻祖是斯密士,他说:“人类皆有自私自利之心,利用这种自私自利之心,就可把人世利源尽量开发出来。”因主张营业自由。故知《原富》一书,是建筑在性恶说上。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倡始者,是西门诸人,他们都说:“人性是善良的,上帝造人类,并莫有给人类罪恶痛苦,人类罪恶痛苦,都是恶社会制成的。”故知共产诸书,是建筑在性善说上,性善说与性恶说既两相冲突,故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就两相冲突。民主主义的学说,发源于卢梭,卢梭说:“自然之物皆善,经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。”这是属乎性善说。倡独裁主义者,则谓人心好乱,必须来用独裁制,才能镇压下去,这是属乎性恶说,性善说与性恶说,既两相冲突,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,遂两相冲突。达尔文倡优胜劣败之说,发挥人类的自私自利之心,这是属乎性恶说。克鲁泡特金,起而反对之,说:“动物和原始人类,都知道互助。”这是属乎性善说。性善说与性恶说,既两相冲突,故达尔文学说,克鲁泡特金学说,遂两相冲突。我们试思:同一社会之中,有种种两相冲突之主张,同时并行,世界焉得不大乱?

我们要想解除世界纷争,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不可,人性研究清楚了,再来定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三者的实施办法。我们主张:性无善无恶,算把性善说与性恶说合而一之,因此我们拟具的经济制度,是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,拟具的政治方式,是把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合而一之。至于外交方面,我们把被侵略者联合为一,算是互助主义,进而对侵略者抗战,算是互竞主义,这可说是把克鲁泡特金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合而一之。基于经济之组织,生出政治之组织,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,生出外交之方式,由民生,而民权,而民族,三者一以贯之,而三民主义,就成为整个的了。

孙中山先生学说,业经国内学者详加阐发,独于他的学说系根据力学原理立论,许多人都未注意。他讲五权宪法,曾说道:“政治里头,有两个力量,好比物理学里头,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般。”他主张两力平衡,才能达到安全现象。他讲民权主义,以机器为喻,以机器中之活塞为喻。又说:放水制和接电钮等,都是把力学上原理运用到政治方面,中山先生把人事与物理会通为一,故创出的学说,很合宇宙自然之理。

此书初版,对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三者,本着合力主义,一一拟具实施办法。此次再版,因为曾写了一本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,又写了一本《制宪与抗日》,后来又总括大意,写入《我的思想统系》中。其大旨:关于致治一层,人民行使四权,先从一村一场开始,各村各场办好了,联合为区,各区办好了,联合为县,由是而省而全国,四万万五千万人,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根根力线,直达中央,成一个合力政府。大总统去留之权,操诸人民之手,兴革大政,由全体人民裁决,大总统违法,可由人民总投票,撤职讯办,是为民主主义。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,任何人不能违反,俨然专制时代之皇帝,是为独裁主义。像这样的办法,民主制和独裁制,即合而为一了。关于经济一层:土地、工厂、银行和经济贸易四者,一律收归国有,其他经济之组织,悉仍其归,个人主义、社会主义融合为一。人民私有之土地,始而收归一村一场公有,继而收归全区公有,全县公有,全省公有,终而收归全国公有。关于外交一层,由我国出来,组织“新的国际联盟”,喊出“人类平等”的口号,以弱小民族为主体,进而与列强联合,以这个新的国联为推行我国王道主义之机关,我们最终的目的,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,把全世界土地收归全人类公有。

自有历史以来,都是人同人争,其力线是横的,我们改为纵的方向。悬出地球为目的物,合全人类向之进攻,把它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,全人类平分,人同人争之现象,永远消灭,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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